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