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音乐生活报》七年多了，当年在报社的同事们也大都改换门庭、难得碰面，尽管我在《音乐生活报》工作只有短短两年，但却见证了它从起步、复苏，到挣扎、衰落的整个过程。回忆往昔，唏嘘不已。

加盟《音乐生活报》完全是个偶然，甚至回头想想，也只能用“缘分”两个字来形容。2002年5月中旬的某天，是个周五，我和一帮哥们跑到雍和宫闲逛，无意中看到对面的北京人才市场打出“文化人才专场”，并且不收门票！我们几个跑进去来回溜达，看到一个展台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与其他展台的门前冷落形成了鲜明对比，我钻进去一看，几个大妈正张罗着分发应聘表格，大妈身后挂着横幅“《音乐生活报》招聘”。

对于《音乐生活报》我并不陌生，这份当时已经创刊长达10年之久的音乐周报和它的“中国原创音乐总评榜”在音乐圈，乃整个流行文化圈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金兆钧、颜峻、江小鱼、黄燎原、王小峰……无数当今音乐圈一言九鼎的大爷、牛人都是从《音乐生活报》走出来的，可是说，《音乐生活报》10年间已经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媒体黄埔”。据说当年报社的记者牛到可以不拿工资，光是各大唱片公司的“孝敬”就衣食无忧。我在大学几年中几乎每周都要购买阅读这份当时独一无二的流行文化报纸，可惜后来这张报纸不明不白地停刊了，让我郁闷了很久。今天却在这个“文化人才专场”看到了这位老朋友，我也随手填了一张应聘表，交过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妈就随着人流涌出来了。

不料当天下午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周日下午到东城的美惠大厦参加《音乐生活报》笔试。周日，我坐公车、倒地铁，匆匆赶到美惠，发现报社大厅里已经候着不少神情紧张、年龄各异的应试者，每人分配了一张桌子，发下试卷，只有两道题：1、当前音乐生活现象述评，2、音乐版面编辑策划。没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都是自由发挥的活题，正对我的胃口。我稍加思索，提笔狂写，周围非常安静，耳边只有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我身后一位膀大腰圆的哥们不到半小时就撤出战斗、交卷走人，我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厉害，敢情还真有牛人哪！洋洋洒洒写完整整一张白纸，我也起身走人，对于结果如何并没有多想，也没报多大希望，就当周末出来散心而已。

第二天中午，收到周二面试的电话，对于报社如此之高的工作效率，我倍感惊讶，对于自己毫无准备、随手发挥便顺利晋级不由有些洋洋得意。周二上午一路堵车，9点多来到报社，发现前次参加笔试的人几乎都在，惟独第一位交卷的酷哥不在现场。面试每名“选手”单独进行，面对几位当时还不清楚具体什么职务什么身份的“总”谈自己的经历、对于栏目的规划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我看到几个女孩子进去很久都没有出来，似乎和“总”们谈笑风生、相当投缘，印象中我的面试好像很快就结束了，稀里糊涂走出美惠大厦，进电梯时回头看了看那间匆忙来过两次的屋子，心说：估计这回要和你说再见了。

当天下午3点，就接到电话“你被录用了，周四上午9点带身份证、毕业证来报到！”我算了算，从上个周五投完简历，到这个周二正式录取，前后不过5天，效率真是——相当高！

到报社报到后先由总编、副总编培训了3天，同事们也彼此认识认识，我才发现这次招进来的大部分都是20出头的应届毕业生，偶尔几位资深人士，都身居各部门主任等“官职”。2002年原本是《音乐生活报》创刊10周年的大喜日子，却由于原来报社社长贪污腐败，而被勒令停报整顿，主管单位文化部把这张老牌文化报纸交给旗下的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后更名为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简称“中艺”，以主办紫禁城“三高”音乐会名声大噪）经营打理，从社长、总编到记者、编辑，全部大换血，对于之前报社人员的处理安置却没有明确交代，结果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3天之后开始具体分工，我作为记者分配到人物版块，和一位姓秦，而芳名却时常变化的美女编辑配合搭档。虽然之前也在各个媒体做过，对于采访早已轻车熟路，但是对于生猛海鲜的“娱乐圈”，当时还颇为陌生。5月底，我正式上岗开练，报完选题立马操起电话开始骚扰韩红、老狼，碰巧还都是本人接的电话，韩红很客气地把她经理人的电话告诉我，说“有什么事你和他说”，而老狼则语气坚决地表示“现在不能接受采访，以后再说”结果这两个我都没能采访到。

连碰两个钉子我倒也没泄气，明星嘛，就这个驴脾气！我马不停蹄地赶往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演播厅，那里正在录制一档北京电视台的“绝对现场”，听说有不少歌手到场，我杀过去直奔后台化妆间，正好碰到候场的大胡子火风和任静、付笛声夫妇，付笛声看起来很憔悴，眼袋非常明显，而任静则小巧玲珑、体态轻盈，和厚实的老付在一起，就像大树旁边的一枝软藤。任静、付笛声应付两句就匆匆上台表演去了，性格直爽的火风和我天南海北地狂聊了半个多小时，差点误了上场时间。折腾一趟，写了个火风的小稿子，没发。

第一次到歌手家里采访是常宽，他家的具体位置现在也记不清了，就记得倒了几趟车，晕头转向，一个助理把我们接到家中，客厅不小，一侧靠墙放着几把吉他。我们正在聊天拍照，卧室的门一开，走出个年轻女孩，不耐烦地说“还没完呀？”我们的摄影老黄正在对着常宽按快门，女孩的大半个身子也拍了下来，常宽一下子紧张起来“她可不能登出来！”我们反复保证发誓，他才没有把老黄的相机抢走曝光，事后我们看那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感觉也很稀松平常，哪用得着这么风声鹤唳？

好不容易接了个大活，采访东家“中艺”准备推出的大型歌剧《图兰朵》，从出品人、总策划到主要演员都采访翔实，采完所有人，又折腾了一通宵，稿子出来了，到了报社却接到“中艺”的指示：《图兰朵》暂缓推出，相关报道暂停！结果我辛苦一周写出来的6000多字的稿子被总编删了一半不说，还因为“稿件以外的原因”不幸夭折，直到现在也没能见报，我恨得牙根发痒头皮发麻，恨不得去血洗“中艺”。

采访小柯我和编辑露了一小“怯”。采访安排在美惠大厦旁边的港澳中心一层咖啡厅，小柯穿着大T恤、大裤头，带着助手晃晃悠悠就来了，一坐下先点烟上酒，我还小声和编辑说：敢情这音乐人这么不知道保护嗓子！我们也都各自点了果汁饮料，聊得挺好，问题出在采访结束买单上：酒水饮料一共100多，这帐谁结？小柯客气一下先走了，按理应该助手来买单，毕竟是媒体来采访你，绝无让我们结帐的道理，但是这位助手不知道是真不懂规矩还是欺负我们年轻，竟也客气几句就撤了，我们没辙，只好自己掏钱结帐，开了发票带回报社。把发票交给“资深人士”副总编时，他看着我们既好气又好笑“我做这行也有几年了，还从未遇到媒体给别人做采访还要自己买单的情况，小柯懂不懂规矩？这稿子不给他上！”我一听急了，发票不报事小，稿子不上事大，辛苦一下午不是全白费啦？结果后来发票倒是报了，那篇小柯的专访被撤下，直到大半年后我做编辑时才改头换面发表出来。

采访、写稿、修改、上版，整整折腾了一个多月，改版后的《音乐生活报》才正式出版，尽管版式、印刷都不如人意，但毕竟是奋战一月有余的“孩子”，大家还是兴奋异常。这期报纸的主打文章是北大中文硕士侯哥操刀的关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珍贵音乐资料由于资金缺乏无力保护损坏严重，甚至被迫卖到国外的调查报道，我全程参与了采访，感触颇深。恢复出版的第一期报纸我上的稿子比较零碎，主要集中在流行音乐版块，后来侯哥说“虽然碎，可是多呀，我记得那期你拿的稿费也最多！”

顺利出了几期报纸之后，噩耗连连降临，先是负责摇滚版块年轻的男编辑突发心脏病去世，接着编辑部主任不慎开车撞人，官司上身被迫辞职，报社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随即传来了更加不爽的消息：原报社工作人员由于对安置不满，在原社长的带领下告到了文化部，要求停止出报、解决问题、清查资产，后来检查部门将报社的电脑等办公设备统统帖上了封条。十一放假前，老总在会议上语气沉重地说“有可能停止出报停发工资，大家尽早做好准备！”大家在惶恐不安中离开报社。

十一我离开北京回家过节，刚休息了2、3天，忽然接到报社电话，新任编辑部主任兴奋地说“节后按时回来工作，报纸不停，正常出版！”我这才放心踏实过了个好节。节后大家见面，都生出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感慨。

2003年，报纸换成了橙色新闻纸，版面栏目也有了重大调整，流行、摇滚、古典、乐评、人物、专题等等，内容逐渐丰富多元，大家憋足了劲要和当时风头正劲的《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一拼高下。我当时已经接手负责每期重点栏目的主打文章，从央视青年歌手大赛到郭颂《乌苏里船歌》侵权案、从张默打人事件到黄健中性侵犯调查，几乎涉及到了社会所有热点问题，特别是“青春美少女一代成员沦为二奶”的文章，被数家媒体转载，还生平第一次收到青春鸟公司控告报社和我的律师信，青春鸟的老总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地咆哮“你等着，有你好看！”结果，以后的N代“青春美少女”不红不黑、无疾而终，我到现在也没有遇到什么“好看”，充分证明了娱乐圈混着的无赖们都是帮纸老虎，只会耍耍嘴皮子功夫。

2003年3月，由于《21世纪环球报道》被迫停刊，连累同一刊号、出版不到一年的《明星周刊》一并夭折，市场文化娱乐类的报纸出现了短暂断档，原本是《音乐生活报》大展拳脚占领市场的绝好时机，但报社的领导这时候都在做什么呢？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走马换将、人事更迭，复刊后的多位元老老总离职，短短两年间，居然换了4任总编、5任编辑部主任！中艺公司、中国轻音乐学会一些依靠各种关系“平衡”而来，身居高位却根本不懂报纸采编经营的人被频频安插在编辑、发行、广告部门，不但不相互配合，相反四处拆台，完全置报纸的生存发展于不顾，生生错过了壮大自己的绝佳机会，后来《明星Big Star》冒了出来，大好局面不复存在。

眼看血本无归、赢利无望，中艺公司干脆决定，将《音乐生活报》调整为演出资讯周报，参照《手递手》，主要刊登各种演出信息，硬是把报纸变成了中艺的“内刊”，结果不但发行一败涂地，演出商、广告商也都不认可，编辑记者们四处扒演出信息，士气低落、激情全无，中艺公司更是全面插手报纸的编务和经营，年初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同事们也走的走、散的散，留下的，勉强凑合着干，也在四处找下家，当年大家发誓要“重振《音乐生活报》雄风”的豪言壮语彻底烟消云散。

梦想破灭了，大家纷纷离开，虽然依依不舍，却实属无奈。侯哥先是栖身《文汇百花周刊》，又去了《优客》，两家杂志不幸关门后决定回母校北大读中文博士，最终远赴香港岭南大学继续攻读；松岩在明瑛唱片、《卫视周刊》打了阵短工，现在跑到TOM娱乐继续拼杀；凯凯投靠洪晃旗下，在互动媒体做市场；欧阳和清华博士结婚后迅速生子，安心做起了慈母；婷婷如愿以偿办起了钢琴培训中心；老徐嫁为人妇，如今也成了公司白领；秦姐则四处出击、飘忽不定；斌斌开始全力支持准老公的音乐梦想；而我，先在网站做了几个月，又跳到一家杂志社打新闻工。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大都混得有模有样。只是大家都为生活奔波，整年难得见上一面，有的甚至几年音信全无，不由徒生伤感。

我离开《音乐生活报》后，风闻报社换了投资方和办公地点，虽然依然还在继续出报，但也是勉强支撑、苟延残喘，为数不多的几个昔日同事依然在报社坚守奋战，偶尔问起，也大都摇头叹息：《音乐生活报》再也不是当年那份寄托着一群年轻人所有希望与梦想的精神家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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