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算新天地？

经过十年运作，新天地的名气是越来越响了，响到你无法忽视它，如果你对快速嬗变的城市有兴趣的话。正因如此，质疑它的声音也会变得响亮起来。前不久，阮仪三教授在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从石库门看上海建筑百年文脉》的演讲，见报后，文章概括了他颇为激愤的观点：保护石库门，应该原样原修，让它们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

阮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新天地对于石库门老建筑的“推倒重建”是一种保护观念上的错误。“如果上海所有的老建筑都像新天地那么保护，就错了，那都是假的。那样的话，上海就会变成一个假的老上海。”阮教授还将炮口对准“古色古香”的城隍庙，“这些地方都是把以前的老建筑拆掉重建。在迎合现代需求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去破坏老的东西，不是说不要建设，而是要合理建设。”

阮教授的结论是：上海对于部分老建筑的保护观念进入了一个误区，新天地和城隍庙则是这种错误观念的代表。

事实上不光阮教授，还有许多文化人对新天地都啧有微词，甚至批评的激烈程度不亚于阮教授。但是，所有的骂声都无法改变新天地作为时尚地标的存在，无法击溃越来越旺的人气。我有不少朋友就是一边喝着新天地的咖啡，一边骂它的。下次再来喝咖啡，再骂。骂新天地，几乎成了文化精英的权利，可以表示一下学识、精英身份、忧患意识。骂新天地，骂的是太平山门，因为对象是房地产商，故而风险为零，在民众对房地产商普遍吐口水的当下，还可获得登高一呼，响者云集的效果。

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冷静地看问题，会发现新天地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案例。新天地于十年前开工建设，一开始开发商也没有很具体的设想，或者说没有绝对把握，只能摸着石子过河。我作为记者参加过一两次所谓的“诸葛亮会议”，在当时房地产形势看淡的前提下，我觉得他们是准备屏一段时间的。开发商想得比较多的是如何聚集人气，如何带动周边地区的开发，这无可厚非吧。如何展现老上海的风貌，也是题中应有之议。至于石库门房子，他们当然看到了内在价值。让它活起来，或许是最直接的追求。

瑞安集团的设计团队是有国际眼光的，他们将这一带房子作为具有原汁原味老式里弄气氛的活文物，顺应了上海人向往历史传统的怀旧心理，采取的热水瓶换胆的方法也是高代价的：建筑的外边不动，里面大动，对整个建筑的使用功能作了根本的改换，把原来的居住功能变成了经营功能，把整片居住区变成了商业、文化、娱乐、购物的场所，开了许多名店和特色店，请了一些名人来经营时装、艺术品、高档酒吧等等。同时也拆了一部分挡住公共空间的老房子，但不是建新房，而是开辟绿地和水塘，美化环境。经过一番整治，这些老房子里面的设施都已经现代化了，外边的风貌却还保持着老样子。

现在最为人们诟病的就是，这一片的石库门房子被掏空了，原住民走了，拎马桶、洗衣服的老妈妈没了，捧着饭碗看人下棋、看人吵架、斗蟋蟀等场面也没了，弄堂成了历史标本，一具空壳！但是，说这些话的人不想想，在新天地开工之前，有多少人对石库门的改造重视过？当时有多少石库门里弄包括花园洋房、独幢别墅就糊里糊涂地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个性的盒子式建筑。再说，如何原样原修？如何保持原有的生态？祖孙三代挤在一间亭子间里的居民，是否就是“原生态”了？再拎只马桶、端只饭碗供游人参观就是原汁原味了？这个答案就不必由我来回答了吧。

新天地成功了，它最大的效应就是让政府和房地产商看到了石库门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延展性，新天地从逆势而为到凭风而上，其操作过程很值得借鉴，为企业资本、民间资本改造旧城区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没有新天地，恐怕也不会有以后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创意产业园区，不会有石库门以及老洋房的大幅升值。石库门保护利用的意识得以彰显，也许就从新天地开始吧。新天地甚至影响了北京的四合院，杭州、宁波、成都等城市后来都着意克隆新天地，也都在不同层面上获得了成功。

上海还存有不少石库门房子，它们的价值越来越显现了，但七十二家房客的格局，说到底也非原生态，而是一种被扭曲的生存环境。像阮教授所谓“前门妈妈，后门奶奶，看门的印度阿三”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当下的石库门草根生活，不卫生，不方便，少有隐私，多有摩擦，有悖人性，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改造它是政府的责任。近年来改造石库门里弄房子的方法包括造个单独卫生间和厨房，群众非常赞成，那算不算破坏了原生态？如果整片街坊的复原，动迁成本就会成为政府巨大的负担，所以像新天地这样的模式，就成了一种智慧的选择。如果改造成功的话，今后居住在改造后的石库门房子里，一定不是原住民，而是独门独户占了一幢的富人——这类人现在已经出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显然也不希望是“前门妈妈，后门奶奶，看门的印度阿三”了，那算“延年益寿”呢还是“返老还童”？算原生态呢还是旧瓶装新酒？

其实，石库门建筑的保护可以有多种方案，新天地只是一种模式，它的贡献就在于增强了人们的保护意识，让人们——包括阮教授，看到石库门在当下延续生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果没有新天地，肯定会有更多的石库门建筑成为废墟。

事实上，阮教授在2003年一次访谈中也承认，新天地“当然有借鉴意义！”他说：“新天地的那些老房子如果内部不进行更换，设施那么陈旧，房内破破烂烂，地板脏乎乎，谁会到那里去。有些人只一味地强调保护不承认变化，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许多城市都在大量地拆毁一些带有历史情结和传统特色的老建筑，建起了一大堆很难看的‘建筑垃圾’。这样的变化就是不好的，这样的东西以后也是留不下的”。（《阮仪三说：“新天地”可借鉴不可模仿》，中国建设报2003年3月3日）他还明确表示：“我认为，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房屋开发方式上、土地利用价值提高上、房地产商业运作手段上，都可以把新天地作为一个成功的范例来借鉴。”

五六年过去，阮教授突然改词了，或许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或许是在演讲时，为了追求轰动效果，情不自禁使用了重量级的措词，也或许是记者为了吸引眼球只取其一，不计其余吧。

行文至此，我还想起一次阮仪三教授撰文指责某地仿造了一条汉街，认为是极大的荒唐，理由是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汉代建筑。我知道他说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那里为了发展旅游业，新辟了一条汉街，这条街仿造的时候，也是请来专家的，查了资料，你阮教授说人家不知道汉代的建筑如何，是大大武断了。汉代的建筑实体是不存在了，但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汉代的陶质谷仓上面都可以看到大量汉代建筑，样式还挺多的，参照这个就得知汉代建筑的形制与规模了。看来，阮教授应该补上文物考古学这一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