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表日期:2003-10-20 2004-2-11) 一：初始：一元钱能买三份报纸？ 在呼和浩特大街上，从2002年开始（2001年已经初显），报贩们把《内蒙古晨报》和《北方新报》合在了一起卖，另外加上一份《呼和浩特晚报》或者《内蒙古法制报》或《内蒙古商报》，售价为一元，除了《内蒙古晨报》和《北方新报》，其他报纸可以随便选择。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报贩们手中的三份报纸摆放很有讲究，一段时间放在上面的是《内蒙古晨报》，一段时间又成了《北方新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两家报纸在同城媒体中的地位。 内蒙古的都市报起步比较晚，研究纸媒的专家很少有人提到这里的报业，但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内蒙古的都市报在短短几年却出现了在其他地区都市报发展过程中没有过的经验和教训。 在2000年末，在包头草草起家的<读者世界报〉搬到了呼和浩特来办，这是一张很不讲究报纸内容的市民周报（但已经出到了32个版），2001年起，呼和浩特大街上开始有了由本地办的零售“新闻纸”，打破了人们单一靠订报读报的习惯，随后，〈内蒙古科技报．晨刊〉也以周报的形式摆进了电话亭，紧跟其后的是一张没有刊号的〈内蒙古青年报〉办的〈青春周末（2000年创办）〉。也就在这个时候，〈晨报〉的高层正在筹划〈内蒙古晨报〉的破啼。 2001年初，〈读者世界报〉改名〈内蒙古晨报〉开始试刊，由于是本土新闻人（其实还是原来的人马）办报，报纸内容仍然是〈读者世界报〉的操作方式，但这已经引起了“老大”〈内蒙古日报〉的不安，开始迅速策划将周六的日报独立出去，办成一张“党报特色的都市报”，而另一张在内蒙古一度在发行量上超出日报的〈内蒙古商报〉却没看到马上将要来临的报业大战，依旧稳当的很，以至于丢掉了同步竞争的机会，在后来仓促应战，伤痕累累（〈内蒙古商报〉的一位副总编辑就在后来对笔者坦言：就是因为〈晨报〉的出现让大家伙都吃不上了个饱饭。）。同样迟了一步的还有老市民报〈呼和浩特晚报〉。 当年的春天，〈内蒙古晨报〉上层变动，民企资本进入，老板从四川请来以〈四川青年报〉原首席记者何人带队的“北伐川军”，人员开始“换水”，大量被称做”白纸”的实习记者在川军的“新闻军棍”驱使下，开始以一种原来人们并不熟习的“记者面孔”出现，他们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改变了过去党报记者的傲慢，人们在〈晨报〉上看到了与自己密却相关的内容，一些机关单位开始渐渐接受起了媒体的监督。紧接着，原〈内蒙古日报．周末〉改名〈北方新报〉以小报出现，并在报纸的前几期就给原来一直为市民敢怒不敢言，形象不好的“城管”暴了光，树立了自己的形象，没过几天，在〈晨报〉报道了一起因家庭暴力导致孩子失学的新闻后，〈北方新报〉挑起了新闻竞争的第一场战役，不仅和〈晨报〉抢线索，还挖走了相关报道的一名记者。 2002年4月，〈内蒙古晨报〉在报业一片死水的包头登陆。同年5月，〈晨报〉由周二报变成日报，与〈北方新报〉的同城竞争由此真正展开，内蒙古报业也由此进入了战国时代。 二：风云：传统媒体优势和新生媒体扩张的冲突 2003年末，互联网上一名为"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的传媒网站公布了一项调查：2003中国内地报刊杂志影响力公信力调查报告。其中在内蒙古只有《呼和浩特晚报》和《内蒙古晨报》上榜，《内蒙古晨报》被评为最具成长力的报纸。故且不说该调查的权威性，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内蒙古晨报》在短短2年半已经有了足够的影响力。 内蒙古都市报之间的真正角斗场是在自治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呼和浩特，可是在2002年4月，《内蒙古晨报》却将报社的核心部门--编辑部搬到了内蒙古的第二城市--包头，而对外却仍宣称报社总部在呼和浩特，所为何因呢？报社一老总这样解释：战略性的暂时转移。 那为什么要转移呢？合理的阐释应该是：在呼和浩特，新生的都市报有四到五家，〈呼和浩特晚报〉做为老市民报，其读者的认可度相对来说暂时不可动摇。另外几家报纸如〈内蒙古商报〉〈北方经济报〉虽然竞争力较低，但〈内蒙古日报〉旗下的〈北方新报〉却是由于其背靠党报而家大业大，无论是在发行和当地读者的认可程度上，还是在人才的占有上，考虑到这些，只有避开正面的交锋。同时在呼和浩特，晨报的发行量已经和〈北方新报〉持平，在新闻来源的竞争上也已不相上下，在广告方面却差下了很多，而〈北方新报〉依托〈内蒙古日报〉的发行渠道，在自治区其他十二盟市都可以看到，晨报由于是资本投入，没有印刷机构，在报纸次日的新闻时效性上就相对落后，为了取得将来的一定优势，晨报上层毅然做出了移师包头的决定，包头不仅是晨报好多上层人物的家乡，而且〈北方新报〉由于报社在起步阶段，还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开拓包头，晨报乘虚而入，就如晨报一位搞发行的老总所言：我们在这里搞好了，将来就是我们的天下，别人想插一脚都难。 晨报的入主包头，在一开始就遭遇到了当地读者和政府部门的不认可，但这并没有难倒年轻的晨报。5月份，在资金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咬牙推出了彩印的日报，周末的时候，晨报的记者和编辑和发行员一起走到大街上去卖报，甚至连老总也放下架子走街卖报。同时，报社的采编部门不放过每一条新闻线索，在几个月间，就搞出了数条轰动全国的新闻，如：包头交警下跪，暗访小丐帮，幼女被害---母重金悬赏等等，惹的包头传统媒体和政府部门不得不刮目相看，市民也把晨报看做是一张敢说话的报纸，当年的发行量就超过了老市民报〈包头晚报〉。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一直按部就班的〈包头晚报〉坐不住了，不得不在年底换成了彩色印刷，将记者管理加强，和晨报抢起了包头的新闻。另一家都市报类型的《家庭周报》也赶紧把新闻的深度报道做为重头来做。 晨报在抢占包头市场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开呼和浩特的广告和新闻竞争，大量的主力记者仍留在呼和浩特，报纸的新闻含量仍然以首府为主，包括优秀的广告业务员也多数在呼和浩特搏杀。 在包头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让晨报自满，老总仍在和员工强调：我们的编辑部还要搬回呼和浩特，那里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晨报在包头的轻易成功，使得《北方新报》在2003年也注意起了包头这块“肉”，计划在2004年推出“包头版”，并已经开始秣马厉兵。 三：竞争：“新闻黄埔”衰落和“沙尘暴”崛起、 在内蒙古的几家报纸中，《内蒙古商报》曾经辉煌一时，在老总李希晓的一手操作下，充当着“内蒙古第二党报”的角色，它的婆婆曾经几度易主，先后是《实践》杂志，内蒙古商务厅和新华报业中心，因此人们习惯称做为“李希晓的商报”。商报在曾经的辉煌中，曾经吸纳了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一些深度的时政性经济报道到现在还为人们说起。在后来的内蒙古新生媒体中，有不少采编人才均来自商报。商报的时评也颇有特色，到现在仍让其他报纸不能匹比。商报在后来贻误战机，报纸没有了竞争力，使得记者和编辑不得不流失到了其他报社，就应为此因，商报被新闻界称之为了“内蒙古的新闻黄埔军校”。 在《北方新报》和《内蒙古晨报》的刺激下。商报面临着生死危机，2001年，商报将周六报纸改名为《大众特刊》，以市民化方式开始零售，想和其他都市报分一杯羹，其报纸内容与版面均比较新鲜，获得了业内的认可。当时还一度传出《成都商报》要入主商报的消息，不少优秀的年轻新闻人才加盟了进来。可后来由于《成都商报》入主的消息成为泡影，报社给员工发不出工资，人员又一次大批流失。剩下的一些人只好靠弄点软文过活，报社采编人员到处拉广告，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北方新报》据说在招牌记者的时候就对商报出来的人员实行了“封杀”。2002年。商报意欲再度振作，将报纸彻底都市化，并改成了小报，却由于采编力量的薄弱，到今都难以和其他报纸相抗衡，“新闻黄埔军校”至此也成为历史。 在和《北方新报》争夺新闻和广告市场的《内蒙古晨报》一度因其做新闻比较手段厉害，敢说敢评，被人们称做为“ 沙尘暴”。在“川军”的言传身教下，一批本土新闻人活跃起来，成为报社的中坚力量。2002年5月，报社采编队伍中的四川新闻人起了“内杠”，部分人“完成使命”离开内蒙古，头脑灵活的陈大能出任总编，报纸在版面和内容上有了较大改观，其比较民主的办报思想使得新闻愈做愈活，当年的发行量和广告均有较大突破。但一个严重的弊病也出现了，那就是新闻的把握上不够严谨，以至于经常受到上面的批评，到2003年的春天，一则新闻在把握上的失误，导致报纸险乎走向悬崖。 由于晨报的采编人员都比较年轻，接受外来事物快，因此，晨报在新闻的策划和炒作上比其他报纸都较胜一筹，办报思想的灵活使得报纸获得了读者的喜欢。此外在新闻上和网络媒体的成功合作，让晨报在媒体圈内名声大起。而惯于在社会上发起和参加活动的做法，也使得晨报在广告客户的心目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沙尘暴”就此彻底改变了内蒙古报业的格局。 “新闻黄埔”的衰落和“沙尘暴”的崛起在内蒙古媒体的沉浮中显然已经是必定要大书特书的一笔。 四：观察：《纳税人报》败北和《北方家庭报》现身 2003年，内蒙古刚刚萌动的报业发生了好多应该让人们记住的事情，其中在内蒙古颇有声誉的《纳税人报》退出竞争和内蒙古日报旗下的《北方家庭报》问世是让人们到现在仍谈论的一个话题。 《纳税人报》原来是当地地税系统的一张报纸，后来归属了新华报业中心，其开始由于有税务系统的支持，在发行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当时的内蒙古各基层税务机关几乎都订有该报。但后来《内蒙古晨报》和《北方新报》创刊后，加上订户的减少，又没有了财政的支持，日子就相对艰难起来，出现了给员工发不出工资的问题。原来一些老《纳税人报》人出走（其中有张西平和范永），只留下宋和平在坚持着。宋当时的职务是副总编，人年轻，也有一点文才，由于是周报，他的工作也有消闲的时候，就经常带着一个小相机和记者们一起出去采访，于是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宋的这种工作状态让其他媒体讲成了“佳话”：在内蒙古，别说是副总编，就是一个副主任，也懒的出去采访。宋和平的辛苦让《纳税人报》报纸的内容稍许好看了一点，但很快就难以维持，在《内蒙古晨报》和《北方新报》已经将内蒙古都市报的烽火烧的一片狼烟的情况下，《纳税人报》人员流失，报纸勉强印刷，最后不得不到处融钱，直到悄悄地搬到了北京，意图利用该报的报名影响重振旗鼓。而宋和平远去天津，加盟了当地开发区办的《滨海时报》（现在已停刊，当时去到该报的还有原《内蒙古晨报》采访中心主任冷然和《内蒙古商报》的白朴旦）。这是2002年底到2003年初的事情。 与此同时，一心要称霸内蒙古报业的《内蒙古日报》，酝酿许久后，在当年推出一张《北方家庭报》，其目的是为其将来的报业集团梦想奠基。《北方家庭报》为小报型，对开8个版，这恐怕是当今中国报业最薄的报纸，其高层在报纸宣传中还特意喊出了“超薄阅读”的口号，这也是一种将缺点当优点的策略，颇具讽刺味道。在报纸内容上，《北方家庭报》由于办报理念的缘故，在创新上仍不能突破，故读者的接受程度还欠火候。在发行上，目前属于“吃奶”阶段，依靠着《内蒙古日报》。 在《纳税人报》败北和《北方家庭报》问世的这一年，内蒙古的报业还出现了很多令人难以忘掉的事件，笔者将在接下来的《内蒙古都市报同城竞争风云录》中予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