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此文大约写于２００１年底，载＜明日＞杂志创刊号上。这个文章，从山西基层社会的一些青年的偶然精神状态开始，介入沙龙的开展形式、人生背景与活动分野，并对沙龙与传媒、与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方面，作了实证意义上的理论分析。文中引用一些观点和方法来诠释山西＂明日沙龙＂，也许并不能准确地内涵当时的状态，但向往那种精神的心地是认真、纯净的，它好似散落在青山深处的种子，自由之森林，就从这里开始成长。文章保持了当年刊载时的基本风貌，只将当时未发表的内容增补。原文如下 回望“明日沙龙”（上）
——从自由的角度解读一个文化现象
帅好
题记：文化要关注大众的命运，要体现大众的声音，要开掘新的精神出路。讨论之所以流于形式，就在于讨论者本身没有一个信念上认准的东西，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对任何文化现象的批评，要有新的资源借鉴，中国知识界，还没有走过鲁迅的心态。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文中"我们"的使用只为行文方便。
一、 起点
生活在西南，我非常想念山西的“明日沙龙”，想念与《发展导报》记者王之鸿在冬天子夜从市政府一直走到泽公园的那条长街。鹅毛大雪扑打桔黄色街灯的记忆不断重现，王之鸿谈得多的是如何把《发展导报 -现代晋城》做大，让听惯歌唱的耳朵、眼睛一点点习惯人的批评，让有话要说的人实话实说。这段时光，《现代晋城》编辑部成了我最温暖的去处，我们一起高谈山西学者谢泳的文章，谈当代中国人文学界的纷争、文革的惨烈、“三农”问题和新闻的热点、困惑以及编辑们在强大的审读制度面前的无奈等等。
其实，个人的言说在当下的环境里实在微不足道，重要的是，这种交流中，我们居然发现彼此依然持有＂理想主义＂（见注①）的一份心境和压抑太久的力量。我想，这也可能是参加＂明日沙龙＂活动的多数人彼此维系并拥有的真正动力，在此前后，王之鸿还可能与电视台谢红俭、报社张治中等人交换过投缘的思考，他们认识的时间、程度，除张治中外要比与我深和早很多年。
望望封闭的小雨懒懒的面孔们，想想几千年过去了，说话的自由还不算个人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却想在世俗深处和水泥森林中萌芽营造一代人的精神绿地，这听上去的确有点堂吉诃德在中国的味道。然而，＂明日沙龙＂的起点就在这里，由看似不相干的思考、人物、事情所激发，包括人的精神状态。它没有什么旗帜可举，也不是一个组织。
二、 分野
研讨成茂林先生的《水城烟雨》，现在大家把它命名为＂明日沙龙＂的首次活动。这次活动的起因，原本是《现代晋城》座谈会后的一次闲聊。那天中午从席殊书屋出来，王之鸿、卓然、成茂林和银行的一位朋友相约来到我家，成先生说起作家田澍中小说开研讨会的事情时，我问之鸿能否让导报主持开一个《水城烟雨》的讨论会，之鸿当下也表示赞同。整个策划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协办有没有《太行日报》我记不清了。《黄河》主编张发、学者谢泳发来贺电。 讨论中，我与政府公务员陈守明所持的避免＂阶级斗争熄灭论＂展开了辩论，为什么，一个经历过阶级斗争残酷时期的人，在世纪末说出如此惊人的宏论，还要负责政府的经济研究，这就好比把法官不得受贿作为法官职业伦理要求、而犯罪不是伦理－－如同从未在民主环境生活过的人，天天大骂民主而赞美土豆才具有民主特点一样－－逻辑上荒唐，道德上可怕。当然，当时的辩论更多是一种感性交织道德的呼喊，不是价值判断。
这次会议上，当我听到谢红俭以一串＂最普遍、最深刻、最紧迫、最基本＂－－提出正义及靠谁来扶持正义的问题，我被震动了。因为法院工作五年，在身边的同事中，却从末听到谁有这样发自内心的担忧和呼吁。自认为主持社会公正的少数法官日常沉湎于法条的适用，而大多数人是在平衡案件中包括法律关系的各式各样的力量。在一种体制内长了，真是可以麻木或陶醉一个人的思维。坦率地说，在此之前，我的思考还停留在单纯的自由或民主的层面上，这次之后，我开始涉入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正义和认识支撑正义的框架有哪些？对法治的认识也跳出＂律条＂的圈子。
这次活动你说对文学作品有什么真正的帮助似乎说不上，它只是以高效、别致和低成本让小城文化、文学、政府、媒体等部分人士感到文学作品讨论会原来可以这样开。它从发起到举办，从形式到内容，均与作协为其它作家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形成绝对的事件分野，也奠定了＂明日沙龙＂活动区别于其它活动的基本风格－－有思考的开放和生动、尊重个性张扬和多样化。
但正式给＂明日沙龙＂冠名是在这次活动之后的事情了（因为本文试图寻找"明日沙龙"在文化上的坐标，因此活动细节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事件的分野还不能在理论上足以说明＂明日沙龙＂与一般政府或民间工具性文化活动的区别，如果把＂明日沙龙＂置于＂公共领域＂这一角度观察，区别会显得更鲜明一些。
所谓的＂公共领域＂，即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目前从诉求渠道来看是为各种传媒所添满（民间的私下讨论，包括民怨因无公开有效的诉求渠道，可假定不计。）但传媒所传递的信息，正如城市电视节目一样，一个真实的事件，经过采访者的素质、编辑的偏好、上级的指令和监制人的控制等制作过程后，真实还剩下多少，真实的天空能有多高，记者的感受是最多的。林贤治说，如果个人和社会没有获得政治自由，就不能在机制方面对决策发挥影响，用古话说是＂莫谈国是＂，现在讲是没有公共领域。 ＂明日沙龙＂介于传媒与民间之间。
然而，在西欧各国，＂公众＂与＂公共＂一般与舆论和批判有关。公共性本身体现为公众舆论，并通过公开批判与公共权力相抗衡。这样，百姓获得知情权的同时，分享着做人的尊严。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公开反思的结果，且以意识形态和私人交往交织，存在于社会、政党、社团、协会等组织的内部空间。前者使国家行为合法化，后者使自由和民主扩大化。 ＂明日沙龙＂提供了类似公共领域自我组织、自我生产过程的一个环境。通过大家的语言，而不是别的进行运作，自始自终保持了公众性原则中的中立特征。可事实上，由于大家的身份经历不同，所言说的观点，往往带有自身的精神意向，一定说有多中立或多客观，有点夸大事实。但这样的活动，使大家起码感到理想中的民主与生活中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式确实差异很大。
尽管无形的压力仍在大家的头部、肺部，但由于没有直接行政或其它利害制约，无须围绕一个首长活动，也不预先假定一方比一方更有意义，因而每个主体都是自我照耀、自我萌芽、自我批判的独立个体。偶尔因兴趣、道义、良知、责任而聚合，是一种独立个性的集合，但又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群体，也不追求通过权力渠道开展工具性的活动，只试图以个人理念直接影响于社会。阴暗的极权、罪恶的人性倾轧和无聊的人事争斗在明日沙龙里的失效，使参加者感受到自由的舒畅。每个人为自己的所言所思负责到底，而看看一些＂艺术新闻＂，谁敢为自己几天前写的文章说句负责的话昵？这种分野因而有了思想的意义。 回望明日沙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