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尾巴花儿开了

——记周口市首位“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阿慧

董雪丹

这一天，她成了“获奖专业户”

“阿慧同志：我们高兴地通知您：您的作品《羊来羊去》荣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现定于2010年8月1日上午9：30时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大会……中国散文学会”,打开邮箱，我看到了阿慧发来的电子邮件，这一天，是2010年7月21日。

激动和喜悦立刻充盈了我的心，作为她早期作品的编辑，作为与她交往十余年的朋友，不管是从编辑还是从朋友的角度出发，都让我由衷地为她高兴——我知道这个奖项的分量。

冰心散文奖，是据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冰心遗愿，为鼓励中青年作家散文创作，由中国散文学会于２０００年设立的全国性文学奖项，铁凝、贾平凹、迟子建等作家都曾获此殊荣。

我可以想像得到，阿慧看到这份通知时的喜悦，她把这份通知发给朋友时的喜悦。

她的喜悦，在朋友分享时，变成了更多的喜悦。

这一天上午，她刚刚从被誉为“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 贵州省三都县回到家里。贵州之行，是因为她参加了“中国最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征文活动，她创作的《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荣获三等奖。

在归途中，她接到了朋友祝贺的电话。朋友从报纸上看到她的散文《十一个孩娃一个妈》获得了“2009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应该是意料之中的收获，因为这篇散文已经获得了全国“漂母杯”二等奖，并被选入《2009年中国散文年选》了。

那时，她还不知道有更大的喜悦在等着她。

她是到家之后打开电子邮箱，看到获奖通知，才知道自己捧回了目前中国散文单篇评奖的最高奖，成为河南周口第一个获得“冰心散文奖”的作家。

“狗尾巴花儿，也是花儿啊”

在戏称她成为“获奖专业户”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一种意象：狗尾巴花儿开了。

狗尾巴花儿，是她最喜欢的花儿，也是她在戏谑中常常用来自喻的花儿。

戏谑，是她对自己、对人事、对生活的最直接、最表象的态度。

她常常这样自我介绍：“都是名字惹的祸，俺的大名叫李智慧，其实不‘智’也不‘慧’，俺爸妈应该给起名叫‘李笨笨’才好。”

她说话的时候，表情丰富，声调活泼，像一个调皮的孩子。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到她的年龄已过不惑，更不会想到，她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

有她在的地方，往往都充满笑声，许多的笑，都来源于她的自我调侃：“你看，我头发绾起来，像不像赵丽蓉？”说到这儿，她往往会拿起束在脑后的蓬松的马尾，绾成一团，变成赵丽蓉的口音，在大家的笑声中，她又慢慢放下头发，一甩头，圆睁双眼，一字一顿：“看，这样，像刘欢吧？没办法，咋看俺都是大明星。”

这颗散文天空上的明星，在表演上也有着天赋，已经让大家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还不放过：“唉，都说女人是花儿，就我长成这样子，能是什么花儿？最多也就是狗尾巴花儿吧。”她说到“尾巴”这两个字时，用的是周口的方言，“尾巴”变成了“以巴”，听起来，很是滑稽。她又悠悠地叹口气，说：“不管怎么说，狗尾巴花儿，也是花儿啊。”她的叹气，带着一种表演的成分，加之她故意顿挫的语调，往往招致新一轮的笑声。

就容貌而言，她的确说不上有如花的娇颜，但也绝不如她自己所说的这般惨败。能够拿自己调侃的人，在内心应该是有着强大的自信作支撑的。她的才气、她的风韵，足以支撑她的自信。

细想来，她把自己当成狗尾巴花儿虽是自嘲，却也很是形象。

如果你看得仔细，会发现狗尾巴花儿也是多彩的，淡淡的紫或黄或红若有若无地缀在毛葺葺的细芒的边缘。

想到狗尾巴花儿，我总是想到一条细细的长长的茎的尽头，拖着一条硕大的看起来毛茸茸又笨笨的“尾巴”，恣意地开在秋野，以一种最朴素的美丽灵动着大地，用纤细的腰肢坚韧地直面着风雨，摇摆着别样的风姿。

摇摆，是阿慧惯用的姿态。

她会故意拿腔作态地摇摆着走进我的办公室，手拖长裙，一扭一扭，像在舞台上一样一步一摇地向我走过来。

如今，她又摇曳多姿地向冰心散文奖的领奖台走去。

狗尾巴花儿开了，也可以开得“直冲天际”。

狗尾巴花儿盛开了，在属于她的故乡的土地上彰显着不亚于奇葩的万种风情，绽放着生命的精彩。

“一只羊，究竟能卖多少钱？”

阿慧获得“冰心散文奖”的《羊来羊去》，最初在《周口日报》（2008年2月）上发表，就在当年度，《回族文学》、《散文选刊》，还有几家报刊也予以刊载。

我始终站在她的身旁，见证着她的付出与收获。

还记得去年的一天，单位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交给我一张邮局的“取款通知单”，“收款人地址”一栏写着“河南省周口日报”，“收款人”写着“阿慧”。同时收到的，还有一本《读者o乡土人文版》。翻开来，看到《羊来羊去》。我立刻给阿慧打电话，给她描述文章配了一幅非常可爱的插图，图上画着一个扎着小辫，辫稍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小女孩的红腰带露在外面，身旁是一只小羊……我告诉她，这个小女孩怎么看怎么像你。我们唧唧咯咯地笑了一阵，我告诉她，她是名利双收，我已经找人在取款单上盖好了周口日报的章，还写好了一句证明“阿慧系李智慧的笔名”，她可以去取钱了。

这种笔耕的收获，钱虽不多，但愉悦很多。越是把文字看得重，获得的愉悦也越深刻。

还有一次，我在街头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一本《躬耕·美文选刊》，随手一翻，竟又看到了《羊来羊去》，便立刻买下。送给阿慧时，我调侃：“我看这书上写着被选用作品的作者可以向编辑部索要稿酬，你可又发了一笔‘羊’财呀。你说说，你这一只羊，究竟能卖多少钱啊？”

彼此大笑一番，稿酬自然没去索要，要是只是那份被认可的快乐。

认可他的，还有《民族文学》的编辑石彦伟。他在《2009年回族文学述评》中有这样几句：女孩与羊的故事，在阿慧笔下是那样曲婉怜人，感人肺腑。当散文写作普遍强调刺激、崇拜小资、沉湎过去时的时候，当世俗物欲不断吞噬生命尊严的时候，阿慧以河流般的湿润和悲悯，救赎着爱的传统。我的预言是，很近的将来，大器晚成的阿慧将不仅在回族文坛成为领跑者之一，而且也将在全国散文界获得更加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席位。

他的预言，就这样应验了。

“羊的一生，岂不是人的一世”

阿慧是一个回族作家。

她似乎注定与羊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纠结。

“小时候亲自喂养过几只羊，也亲自吃过它们”，这样的童年记忆，对她而言，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

这种纠结，苦着她，也成就了她。

的确，读《羊来羊去》，读得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疼痛。似乎可以看得到，阿慧徘徊在田野里，揪下一根狗尾巴花儿，咬在嘴里，在一种涩甜的清香里，在一种深深的忏悔和自责里，想起自己的童年。

在写《羊来羊去》的创作谈《根的倾诉》时，她在文中讲了童年的一件事：她和奶奶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株小桃树，她惊喜地去拔时，奶奶阻止了她，怕她把根拔断，桃树活不成。最后，奶奶用衣襟包裹带着一大坨“娘家土”的小桃树回家，把它种在院子里。

阿慧这样深情地写道：“小桃树一次次开花结果时，我却在很远的一个城市里开花结果了。面对城市森林般的高楼大厦，我却常常生出没有根的感觉。日复一日，家乡的人和事连同那小桃树时刻牵扯得我心肺疼痛，原来我的根仍牢牢地扎在豫东那个叫大于庄的小村里。”

《泥娃》、《俺家老奶》、《树上的童年》、《雪地胎羊》、《微笑的驴》等作品，都是她童年的记忆片断，它们的根，就植在她童年生活的那片土地。

她的写作，就是“执著而真切地对根无尽的诉说”。

豫东的颍河畔，写满她童年的记忆。所以，她博客上的名字才用“颍河的阿慧”吧。

在阿慧的博客里，“大洼北夫”这样留言： 羊为人的生存而来，又为人的生存而去。羊性之美也在其中。

阿慧回复：羊的一生，岂不是人的一世？

是啊，她在《羊来羊去》里，是在写羊，更是在写人。

“一场忧伤”的结局

戏谑与忧伤，似乎不应该是同一个人的拥有。

而阿慧，就是这样一个将表面的戏谑与内心的忧伤合而为一的一个人，是时常将自己撕裂的一个人。

在我们四个最要好的朋友圈子里，她也是一贯以快乐示人的。直到有一天，她的快乐再也掩藏不了忧伤。

那是她创作《奈我荷》、《像风飘过》系列作品的时期，那是她“寻找阳光”的过程。

记得几年前我们四个好朋友正在一起说说笑笑，她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说，给你们念念我还没写完的《寻找阳光》吧。那都是一些让人痛入骨髓的句子，没有痛得死去活来的生命体验，是写不出的。只是，她念的时机不对，大家还沉浸在相见的喜悦里，也习惯了相见时收获她的快乐。她念着，总有人打断着，说笑着。直到她不得不叹口气，放下文章，说：“我的‘一场忧伤’，叫你们弄得啥也不是！”

这场忧伤，在大家的笑声里作结，却在她的文字里得以宣泄。

没办法，生命中许多的疼痛，是与别人不相关的，热爱文字的人，只有在文字中经过自我解剖与撕扯，才能让疼痛平复。

一直觉得，作家就是浑身长满触角的小虫，不知道哪一句话哪一个人哪一件事会碰疼哪一根触角。

感知疼痛，应该也是一种能力。

走出这场忧伤之后，她的视野宽了。

《大沙河》、《天边那一片白》虽然写的还是她家族里的人物，但已经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背景里去回忆，放在一片文化的土壤上去酝酿了。

一个个黑夜的漫步

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一本新买的书，听到走廊里响起阿慧的脚步声，我飞快地把书合上，压在另外几本书下。打开门，迎接阿慧的笑脸。

一见面，就是嘻嘻哈哈的笑声，就说到外面去散步。

知道这是她正想要的一本书，走到楼梯口，我忍不住将自己藏书的行为“坦白”了，并对她说：“我说买两本，可老板告诉我没有了，我已经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