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鸿状告云南省司法厅，是因为云司律（2001）10号文，是因为这个文件毫无道理地否定了杨锡鸿提供的证据，以达到包庇制造、提供伪证的律师的目的，压制、打击举报人。

杨锡鸿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杨锡鸿提交了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的证据，被云南省司法厅用权力、而不是用事实、证据否定了。

证据1、薛昌龄交给法庭1997年12月30日的“代书”遗嘱。证明薛昌龄实施了伪造证据的行为。因为这份遗嘱为薛昌龄亲笔所书，仅有他一个人的笔迹，没有见证人、遗嘱人的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求，以此可证明，没有见证人在场，也没有遗嘱人的委托，因为，

证据2、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证明遗嘱人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2月4日去世期间，已无民事行为能力，这可以证明薛昌龄“代书”遗嘱时，动过两脑癌手术、已75岁高龄的遗嘱人，根本不可能在他去世前34天，“委托”“口述”如此内容复杂、条理分明的遗嘱让薛昌龄“代书”！所以，这份 “代书”遗嘱，纯属是薛昌龄伪造的，而且这份“代书”遗嘱的主要内容，违背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因为

证据3、原告提供的遗嘱人1997年5月14日所立的公证遗嘱。其内容完全与“代书”遗嘱相反，上面有遗嘱人的签名、指印，有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名，是一份被法院认定、采用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这才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证据4、公证处对做出撤销公证的决定。证明这份“代书”遗嘱是虚假的、不合法的。为此，法庭否定了这份“代书”遗嘱，不予采信，为此

证据5、公证处认为薛昌龄“代书”遗嘱，并骗取公证的行为，干扰了正常的公证工作，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对薛昌龄依法予以处分的司法建议书。

然而，云南省司法厅云司律（2001）10号文，凭一句话：“但据杨锡鸿提供的现有材料也不能证明薛昌龄制造、提供伪证的事实” ，便把上述证据否定了！这怎么能让人信服？

二、是故意制造、提供伪证，还是“工作上的失误” ？

薛昌龄是88年考取律师资格的律师，作为事务所的主任，应有一定的法学功底，应该知道办理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根本不可能犯这种普通律师都不会犯的“代证明人”签字这种低级错误！作为一个省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也不应犯把“故意”判断为“失误”的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杨锡鸿认为这是为包庇制造伪证者进行开脱的借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规范律师行为的是《民事诉讼法》还是《律师法》？

杨锡鸿认为：《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其中对民事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做了规范，代理律师只是诉讼参与人之一，所以不是专门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规范，《律师法》才是专门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省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签发的红头文件，居然会分不清“普通法”“特别法”的作用和差别，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也不会苟同！

四、无效证据不一定是“伪证”，但不等于无效证据一定不是“伪证”！这是一个具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懂的道理，而作为一个省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签发的红头文件却没有弄清楚，故意把两个概念混为一堂，以说明薛昌龄“代书”的遗嘱，不是伪造的，而是“失误”这个“道理”。这种粗劣的强词夺理的方法，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五、律师的主管部门是法院？还是司法行政机关？

同样，这是一个具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懂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偏偏云司律（2001）10号文却认为是个问题，大加发挥，把律师当做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参与人，把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管理职责全部推给法院，认为：律师的一切违法行为，要由法院裁判做出结论后，才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处理？不知哪一部法律做出过这样的规定？这种歪道理谁会听！

六、凭什么认为杨锡鸿 “借用新闻舆论的力量给有关领导和单位施加压力” ？

杨锡鸿上访时，正好是云南省厅（局）长接待日，云南各报社对此都进行了采访报道。2000年6月26日，“滇池晨报”头版，以“开门倾听百姓声音”为题，对五个厅（局）长接待情况进行了报道，杨锡鸿向司法厅领导反映的问题，第一次上了报纸。此后，“东陆时报”“三秦都市报”对杨锡鸿上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过报道，后来把司法厅告上法庭后，“生活新报” “都市时报”“云南信息报”“春城晚报”“西部开发报”等报才对诉讼的问题做过报道，从何谈得上“借用新闻舆论的力量”？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小律师的杨锡鸿，又有什么能力“借用新闻舆论的力量”呢？既然是“开门倾听百姓声音” 怎么又成了“故意干扰各级及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呢？！这不是和中央的要求唱反调吗？！

七、云司律（2001）10号文报、送省的各最高机关、发厅各处室、杨锡鸿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展开了对杨锡鸿的全面封杀，于是，杨锡鸿不能年检、不能执业，杨锡鸿依法执业的合法权利被无理地剥夺了，多年没有了执业收入，杨锡鸿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损害。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杨锡鸿把云南省司法厅告上了法庭。

（下一篇：杨锡鸿为什么不服诉云南省司法厅一案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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