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九界中国南方心血管病大会的心血管病临床国际论坛上，胡大一教授就心血管医生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胡教授指出，在过去的近20年期间，国内冠心病的介入技术的引进、发展和推广普及非常迅速，15年前在北京只有少数大学附属医院、三甲医院有导管室，现在不仅在大城市，甚至很多县级医院都开展了介入工作，中国介入数量每年增长的幅度非常大。
但是，现代技术的价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医学技术问题，而和医疗无关，包括很多社会问题和医生的观念。研发、学习、应用并推广先进的技术都不是最终目的。医生所担负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实现促进和保护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人性化和理性化治疗疾病，用最合理的成本，给患者、家庭、社会带来最大效益。
以冠心病为例，目前的现实是病前不防、病后不管、急诊救治极大的延迟。胡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题。对于急性心肌梗死（AMI）的急诊救治，溶栓或做急诊介入治疗（PCI）在技术上非常成熟，与不溶栓相比，溶栓治疗可显著降低AMI的病死率，改善预后，若有条件做急诊PCI又可进一步改善获益。但是，中国、美国都存在一个共同的时间问题。美国心脏病学院（ACC）发起D2B行动，主要目的是缩短从到达医院至球囊扩张时间（Door
to
balloon），目标是从急诊室门口到第一次球囊扩张的时间小于90分钟，时间的丢失就是丢失了介入或溶栓治疗的机会，随着时间的丢失，是心肌的丢失，生命的丢失。美国去年公布的资料，AMI发生72小时后如果没有发生心源性休克、心力衰竭的患者，PCI治疗与否对于死亡率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增加了费用和痛苦却没有获益。无论是溶栓还是进行急诊PCI都不是技术问题，溶栓治疗大部分医院都可以做，大医院进行PCI在技术上也不是问题，从AMI患者出现症状到医院急诊PCI的第一次球囊扩张的时间，包括患者决定就医时间和患者决定急诊PCI的时间，显然不是技术问题甚至不是医疗问题，包括了很多社会复杂的因素，如医疗保险。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先治病后付费的话，没有医疗保险的保障，医院是无法承担这个费用的。作为医生是钱重要还是患者的命重要，医生很难回答，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医院不交钱不做手术。
胡大一教授指出，医生的道德标准是救死扶伤，能否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对我们医学道德的底线的挑战。胡教授回忆，10年前朝阳医院开通了第一条绿色通道，实现了住院流程的再造，先救命后收费，并且患者不是先到住院处办手续，而后至监护室作检查，再回到导管室做介入。而是先将患者直接送到导管室急诊PCI。当时尽管没有医保，却可以实现先治病后付费，是因为他从美国带来大量的导管可以直接用，不用患者支付费用，但现在法规已经不允许了。那时介入医生住在导管室，一旦有患者就诊可迅速开通梗死相关血管，明显节省了时间。这可能在美国都很难实现。
然而，就在介入治疗为医院带来巨大效益的时候，北京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的“地下”通道，急救中心的转运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考虑时间的流失，没有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观念，造成患者的无序流动。ST段抬高心肌梗死及时干预在大城市优先推荐急诊PCI。但在中国应用最广泛的依然是溶栓治疗，目前的问题是药物的质量很难保证，治疗效果差。医患关系不和谐，瞻前顾后，医生怕出血的风险，延误甚至不敢应用榕栓治疗。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技术问题，但是吃亏的是患者。
在慢性冠心病的治疗方面，在ACC发表了COURAGE研究，这项研究应该引起中国心血管广大医生震动，研究发表后很多医生讲了该试验有很多不完美，很多缺憾。但胡教授认为，任何一个试验都不可能完美，应当看这个医疗试验引导的主流。COURAGE研究入选慢性稳定性冠心病患者，都经过冠脉造影，主要冠状动脉近段有70%以上的狭窄，有明确的PCI的适应证。研究共入选2800例患者，所有患者都充分使用他汀、β阻断剂、阿司匹林、ACEI等有循征依据推荐的药物。降脂目标是60-80mg/dl。患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在充分用药的基础上使用PCI，另一组虽有适应证但不做PCI，只用理想的药物治疗，随访时间是4.8年。最后的结果是包括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或因ACS住院等终点方面，药物加介入治疗虽然成本很高，但并不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唯一的差别是接受PCI治疗的患者在心绞痛的控制上优于单纯药物组。单纯药物治疗患者随访将近5年时，有三分之二患者不需要介入，也不需要搭桥，病情非常稳定，三分之一患者因为症状控制不稳定，需要做血管重建或者搭桥或者介入。值得关注的是随机至介入治疗的患者，随访5年时，21.8%的患者接受了第二次血管重建治疗。
胡大一教授认为，现在有一种错觉，只要谈冠心病，就两条出路：要么搭桥，要么介入。在中国介入治疗和手术搭桥比例是12:1，接受介入治疗的患者占很大比例。但明显忽略了在循征医学时代药物治疗也有很大的发展，有很多药能明显改善预后，特别是他汀类药物。该试验明确了这样一个概念，对于稳定性冠心病患者，介入或搭桥治疗达到仅仅能够缓解症状，对预后的改善没有明确的作用。美国一年做120万，其中60万类似COURAGE研究入选的人群，COURAGE研究的结论是这些患者中有40万不需要介入治疗。
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如医学教育制度落后、医生的准入制度不健全、偏远地区的医疗不足等等。其中对医生的培训面临很大的问题，只培训技术，没有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当前的最大的误区。医生的最大的成就应是改善患者、甚至整个人类的健康，介入技术仅占很小的一个方面。胡教授很欣喜的看到，在岭南会“双心论坛”座无虚席，众多医生对开始对心理问题予以关注。医生应是教育者，劝诫患者改善生活方式，尤其是戒烟，并给予患者精神心理支撑。
ACC主席Nissen在年会开幕式指出，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现代能运用以前难以想象的创新的方法诊断和治疗疾病，然而，作为一个在科技方面先进的卫生保健体系的富裕国家，历史不会以我们的科技进步来评判我们，而是以我们如何对待我们中间那些最弱势的和最易受伤害的人们来评判。他还认为高科技领域是与贫困和无保险人群无关。他举例说，如果患者若不能支付每月50美元的控制血压的药费，那么不可能有机会接受电磁导航的先进机器人治疗心律失常。心血管专家也应该意识到他们也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由于医疗上不适当应用昂贵的技术，没有使医疗保健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胡教授认为，中国也需要思考怎样实现技术的价值。中国的医疗服务不公平严重，有大量的贫困患者。在中国农村，几代人同患高血压，即使几分钱一片的降压药物都没有条件应用，有怎能买得起氨氯地平、缬沙坦等昂贵药物？偏远地区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连可以手术根治的手段都没有听说过，又怎能筹钱做手术？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大城市的导管室中，却没有常规配备裸金属支架（BMS），100%的应用药物洗脱支架（DES）。
胡教授认为，心血管专家不能把自己作为这些问题的局外人，而是应积极行动起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医生过多在AMI患者中应用DES（FDA没有批准使用的适应证）和中国CABG发展缓慢等问题，心内科医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搭桥手术不发展，一级和二级预防药物没有用好，不能给冠心病患者带来真正的获益。中国生活方式发生很大的改变，中国将面临心血管疾病的流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中国医疗体制在转变，中国医生，尤其是心血管医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应当思考如何把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落到实处，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做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中国心血管事业的发展。同时为实现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胡大一教授再次强调规范化治疗，并引用新任ACC主席DOVE教授在就职时的发言：对患者不应实施没有充分证据的措施，若医生不打算将一种治疗措施用于自己的亲属，也不应将其用于其他的患者，这是衡量一名医生道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