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薛二人的初次会谈

（一）薛斐尔返美述职

薛斐尔于1880年11月8日返抵旧金山，结束了他的近两年的海外生活。登岸后，取道陆路直达华盛顿，向政府及海军部呈报东游亚洲各国及朝鲜立约交涉的经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与李鸿章晤面后，得到了李的诺言，乐意协助他完成美朝结约修好的任务。因此，他要求政府派遣他到中国协助李鸿章建立海军，并在李的援助下缔结美朝条约国务卿布兰因非常同意他的要求，于1881年3月15日函告海军部长任命他为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并负有特别任务。同时于这月18日通知驻北京公使安吉尔，命他协助薛斐尔完成他的重要任务。1881年5月9日国务卿布兰因命薛斐尔前往北京赴任，于是薛斐尔便偕女儿马丽，作为私人秘书，一同于这年5月19日由旧金山出发，6月21日到达上海，再由上海取道天津赴北京。7月1日至天津时，首先访问李鸿章，晤谈一年前二人所议定的美朝结约及协助建立北洋海军的事。尤其是关于美朝结约修好，李愿竭尽其力。但是当时朝鲜国内分新旧两派，旧派坚决反对与西洋国家结交，因此，李说：他已致函朝鲜政府，力劝与美立约修好，但迄今无回信。盼薛斐尔提督暂耐心等待，最后，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夙愿)。至于北洋海军的协助问题，李认为薛斐尔所推荐的水雷教官满尼克斯，很能尽职，甚表满意。这天二人交谈后，薛斐尔便将李鸿章的谈话内容，立即于这天呈报给国务卿布兰因，而且，还认为中俄伊犁纷争已得到和平解决按：中俄伊犁问题纷争，是1879年10月2日，清政府派遣钦差大臣崇厚为全权使俄，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与沙俄代理外务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国丧失了广大的领土与主权，并赔偿兵费500万卢布。条约成立后，清政府认为中国的损失过大，拒绝批准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治罪，沙俄认为有辱国体，中俄纷争遂起，两国面临着战争的危机。1880年，清政府任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沙俄交涉改订《里瓦几亚条约》，久经论辩，终于1881年2月24日，在俄京圣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了《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算是使中俄纷争得到了和平解决。担心李对斡旋美朝结约问题会冷淡下去。 薛斐尔离天津至北京到任后，将在天津与李鸿章晤谈的内容转知公使安吉尔呈报政府后，即趋访总理衙门，探询清政府对美朝问题的意向。同时，为急于解决这一问题，乃于这年七月中旬再至天津访李鸿章，打听他对朝鲜究竟是采取怎样的态度?李的回答是：要薛斐尔再等候90天，即是至这年十月中旬左右，朝鲜政府当可派使节来华，届时薛可在天津与朝鲜使节晤面。 当时，薛斐尔对李鸿章的这种一拖再拖的态度，很难理解，甚至怀疑李有不履行诺言的可能。其实，李为劝告朝鲜政府与美国结约，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与努力。

（二）李鸿章的多方筹划

本来，促进美朝结约修好，是李鸿章一向所主张的"以夷制夷"政策，但是，朝鲜虽与中国有"宗属"关系，而一切内政外交，完全自主，中国向不与闻。因此，不但是李鸿章，就连清朝政府也无权"命令"朝鲜政府服从中国的指示，只能从旁以友谊的"劝告"，促使朝鲜政府接受中国的建言。这种封建式的传统的"宗属"关系，不是当时的西洋人所能了解的。而且，就当时的李朝政府而言，一意排外锁国的大院君政权虽然垮台，但大院君的残党，以及支持大院君主张的儒生集团，仍然潜存着很大势力，牵制闵氏新政权，不能有所作为。故李鸿章再三劝告朝鲜与欧美诸国结约，闵氏政权虽有意接受，但为稳定政权，避免内讧计，对李的劝告不敢彰明昭著地采决下来，只是敷衍了事。故李鸿章在天津与薛斐尔晤谈时说朝鲜分为两派。一派赞成开港，一派反对与外国结交：国王及朝臣们属于开港派。在此实情下，只有缓慢地劝告，不可急于用事，以免得到相反的结果。

当时李鸿章与朝鲜交结，主要是通过朝鲜的使臣将他的意见转达给朝鲜政府及国王。

（1）李鸿章与李裕元。

1873年(癸酉)12月，朝鲜国内掀起"癸酉政变"，大院君政权垮台，闵氏一族新政权成立。新政府的最高当权者是接近于闵氏一族的领议政李裕元，他是国王的亲信，思想开明。1875年2月12日(乙亥正月七日)，朝鲜国王李熙之子坧，被决定为王世子时必须受清政府的册封，朝鲜国王乃派遣原任领议政、现任领中枢府事李裕元为特使赴北京奏请。李裕元归国时，在直隶永平府与知府游智开交游，对总督李鸿章十分景仰，临别时，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委托游知府代为转呈。这封信里的一段是："小生于海隅，所见无异坐井焉。有管窥乎一游人方，平生足矣。天津遥隔，末由晋候以听钧教，含怅归国，妄回游兄数字，仰累清听，罪悚之极，僭越莫甚。若下答教，与荣无比，不任惶慄（栗）之至。不备。谨呈。橘山小生李裕元再拜。" 自此以后，李鸿章与李裕元二人便结为文字之交。 日朝《江华条约》缔结后，清政府为保全朝鲜，拟劝李朝政府与西洋列强结约以牵制日本，于是乃于1879年8月21日(光绪五年七月四日)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曾经通信略及交邻之意，自可乘机婉为开导。"李裕元得此劝信后，于这年12月24日(己卯十一月十二日)才回信向李鸿章表示：朝鲜与日本立约，实出于"万不得已"，代筹朝鲜之事，至为周致，感谢不尽，但是，朝鲜"僻在一隅，谨守规度，退居文弱，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远之如鬼神"，而且，"小生寄身山野，余生无多"李裕元的这种回答，显然是婉言地拒绝了李鸿章的劝告。因此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说："李裕元牵于众议，玩其辞旨，亦似未以他事为然。因事转移，相机利导，殆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甚难说服李裕元的李鸿章，乃另找别途以劝告朝鲜。

（2）驻日中国公使馆与朝鲜修信使。

1871年9月13日(同治十年辛未七月二十九日)清政府钦差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大藏卿伊达宗城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计《修好条规》18条，《通商章程》33条)。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初的修好条约，意义极大。据此《修好条规》第四条规定，双方各派使臣驻扎京师。中国于1877年派何如璋为正使，张斯桂为副使驻扎日本东京。自此，中日两国正式的外交关系便建立起来了。 日朝《江华条约》缔结后，朝鲜政府派遣使日的修信使计有两次。第一次是1876年5月修信使金绮秀一行至日本东京。那时，中日两国尚无正式的国交。待朝鲜第二次修信使金宏集一行于1880年8月11日至东京时，中国驻日公使馆已在东京设立起来。 因此，李鸿章便可通过驻日中国公使馆，劝告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设法使朝鲜政府与美国结约建交，以偿薛斐尔的期待。 如前所述，驻日公使何如璋于1880年6月7日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闻朝鲜将派使来，在此议一切"；又说：将此信"敬乞代回堂宪察（查）核训示"。而且，将薛斐尔致朝鲜国王书的抄本，一并附上。据此，李鸿章对当时日美朝3国之间关系已知之甚详。待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至东京后，驻日公使何如璋遵照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力劝金宏集联美以制日俄，是想象而可知的事。李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钧函抄示何子峩函件，商及朝鲜与美结约之事，荩筹硕划，权衡至当。敝处已于十五接子峩函件，与上钧署者相同。其外交一则，揆度情势，虑远思深，洵有卓识"大大地赞扬了何如璋。 那么，何如璋怎样地去劝告金宏集呢?金宏集这次访日，与4年前金绮秀访日时，明治政府对他俩的欢迎情绪有很大的差异。那就是，金绮秀来日时，日本把他以国宾看待，招待得至为殷勤周到，而金宏集这次来日时，明治政府的态度很冷淡，外务卿井上馨并未出迎，只派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负责接待。其理由是：金宏集这次是负朝鲜政府的使命与日本折中《江华条约》中的悬案问题而来的。例如条约中的日使驻朝，增加朝鲜的通商港，关税的征收及朝鲜米谷输出诸问题。这些都对日本不利，不为明治政府所欢迎。此外，1879年4月，明治政府将琉球改为冲绳县，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给朝鲜的警戒与威胁很大。而且，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为维护清廷与琉球之间的"宗属"关系，向明治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双方争执不已。在这种紧张的国际环境下，明治政府是不愿意金宏集与驻日中国公使往来的。因此，金宏集在东京的外交活动是很谨慎的。 金宏集一行到达东京的消息为中国公馆知道后，何公使便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于8月20日去拜访金修信使，代表公使馆向他致慰。二人笔谈很久，交换了不少意见。第二天(21日)，金宏集即回拜中国公使馆，向何如璋公使寒暄后，即告知何他这次访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朝日条约中的关税问题，而且还说："仆来此，大小事，专仰钦使指导。8月23日，何如璋公使偕张斯桂副使回拜金宏集。笔谈的主要内容：①何公使建议朝鲜向日本改约，②劝朝鲜与西洋国家立约修好以自卫。8月26日，金宏集为征求何如璋公使的意见，再度访问中国公使馆。对于如何改订关税问题，何向金的建议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否则，国家收入的损失甚大，务必注意。其次是对外问题。何说："去岁李伯相寄书贵国，亦以近日情形切迫，而不知贵国公论如何?"，金回答说："去岁李伯相寄书，备述近日情状。为小邦多费筹划，举国成颂。然朝野风气，如上所陈，只知守经之为正，所以不能一朝开扩，奈何?往伯相书中，再举阁下来信为谕。述及东洋动静，敝邦之荷阁下，厪注久矣。感之次戢，敬谢!敬谢!"何又问："俄人近日有来元山津，议开口通商之说，果否?又美国兵船近日赴釜山口通信，闻近日又再去釜山口，现贵国如何应付，先生知之否?"金回答说："俄人春间到北地，欲与通好，边臣直斥之。美船向抵釜山，欲纳书不达而去。嗣又日本外务代为绍介我国，以其书胜国国号，且直呈至尊，为违式而缴还，仆所知者，只此而已。"何又说："愚见，俄事颇急，现海内各国，惟美系民主之国。又国势富实，其与列国通好，尚讲信义，不甚图占便宜。此时彼来善求通商，若能仿此间议改之约稿，与之缔立条规，彼必欣愿。如此，则他国欲来通商者，亦必照美国之约，不能独卖，则一切通商之权利，均操在我。虽与万国交涉，亦有益无损之事。此万世一时之机会，不可失也。若必欲深闭固拒，致他日别生波澜，事急时，所结条规，必受亏损无类。卓见以为然否?"于是，金便回答："所教切当"，愿归国后将此意告知国人。9月6日，黄遵宪带着撰写好了的建议书《朝鲜策略》去见金宏集。黄说："仆平素与何公使商量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谨冒渎尊严上呈。其中过激之言，千万乞恕。鉴其愚而怜其诚，是祷!"黄的这份《朝鲜策略》，不用说是在何如璋公使的授意之下而撰写的。为避官厅式的公文，而以黄个人"私撰"的方式呈出，其收效甚大。策略的主要内容是劝告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特别是最后的联美国，把上揭何公使面告金宏集促使政府与美国结约通商的意见，说得更仔细，更深刻，更动听，强调美国与欧陆列强不同，"常亲于亚细亚，常疏于欧罗巴"，"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正，使欧人不敢肆其恶"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当黄将这份《朝鲜策略》小册子呈递给金宏集时，金说："见示册子，万万感铭，胜似逢场笔话多矣。得暇奉阅，仍当携归，俾我国人，咸知上国诸公眷念，如是厚且挚矣。"金宏集一行于这年9月8日离东京返国，10月2日将《朝鲜策略》呈献国王后，朝野为之惊动。保守派把它抄写下来，流布于民间。于是坚持"卫正斥邪论"的顽固官僚及陈腐儒生群起出来，痛斥金宏集忘恩负义，大骂黄遵宪与禽兽同科。李朝政府内部，保守、进步两派就《朝鲜策略》问题，掀起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最后，国王赞成与美立约修好，闵氏政权终于获得胜利 总之，通过朝鲜使臣劝告朝鲜与美立约的影响与效果之大，李鸿章与李裕元的文交，不如何如璋与金宏集的笔谈。何如璋与金宏集的笔谈，不如黄遵宪的建议书《朝鲜策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朝鲜策略》对于促进朝鲜政府与美国立约开港的决定，实起了极大的作用。

金宏集归国后，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呈献给国王后，立即引起朝野很大的反响。掌握政权的领议政李最应是国王的伯父，年六十余，思想开明，与反大院君李昰应的闵氏一族极为亲近，力主开港。1880年10月11日国王召见他，询问对《朝鲜策略》有何意见时，他的回答是："彼人诸条论辨（辩），相符我之心筭（算）。"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高宗实录》第十七卷，24~25页高宗庚辰十七年九月八日之记录。这就是说，对黄遵宪的建言，全面赞同。于是，对美结交的问题，便被国王决定了下来。

据何如璋公使于1880年11月18日(庚辰十月十六日)致总理衙门函称：

本月十七日下午有朝鲜人李东仁按：李东仁(?~1881)为李朝政府开化党之僧侣。1879年，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朴泳孝等为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之新政，派遣他到日本考察。至日本后，先在京都本愿寺习日语，并得度为真宗之信徒，后移居至东京浅草别院，结识福泽谕吉，并参加兴亚会，与日本各界有交往。1880年8月，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等访问东京时，与金结交，参与政治活动，在朝有极（接下页注①）来馆见参赞黄遵宪。其人通日本语言，亦解笔谈，坐定寒暄数语毕，即解衣襟取出红绫包裹一纸，见有巨印三颗，内云今为严密探侦事，特委李东仁前往航海云云。又取出圆式如盒之木具一，上有火印，彼云此即朝鲜国王密诏。其圆木，乃符验也。又云朝鲜朝议现今一变，伊于九月初三日受命由汉城启程，在道六日，至元山津，驻十余日，得友人信称：国王现命前修信使金宏集，致书何公使，劝令美国前来结好，惟金使此函由驿递寄来，未知何日可到。十八日早晨复来，先出书函数件，云系友人寄彼之书，字画各别。内有一云：自上命金信使致书何如璋，而致书之意都在使何公劝美速送之(原文如此，意谓速劝其来也)。 这次李东仁访中国公使馆与黄遵宪笔谈后，乃将随身携带的《朝鲜国王与大臣密议当筵笔记》、《朝鲜政府会议节略》二份极为机密的文件①拿出来给黄看，但不愿交出，几经劝告，才允许抄录下来，其条件是严守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朝鲜国王对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极为重视，与重臣们检讨的结果，认为有参考采用的必要，于是朝议决定对美结约修好。

何如璋公使根据李东仁的笔谈及抄录下来的两份文件，便认为"朝鲜欲与美国结好，自属可信"，乃于"十九日申刻寄电请示遵行"。何致总理衙门的电文如下：

兹有朝鲜委员李东仁身带国王密诏，据称现朝议一变，由国王命金使致书与璋，劝美来结约。此事可否代为周全? (接上页注②)大的影响。李东仁这次负国王使命访中国公使馆，其意义很大。 ①鲜政界中，为推进开化政策之主要人物之一。1881年5月抵达东京的朝鲜访日考察团，是由李东仁的策划而实现的。该考察团的主要团员是赵准永、朴定阳、洪英植、赵秉稷及鱼允中等人。他们滞留日本70余日，参观了文部、内务、司法、外交、大藏各省，税关、陆军各部门，归国后，对朝鲜的甲申(1884)改革起应请电示，以便收金信后遵行。 此电发出后，何如璋离东京赴长崎。12月3日，由长崎将上揭致总署的电文，照样地再电送给李鸿章查核，请李示训。由此可知何如璋对此事的重视。 这年12月30日(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金宏集致何如璋的信才到达东京公使馆。今将该函最后一段，抄录于下：

体中朝字小之恩，不以宏集祷昧，引而教之，将中外时事，剖示无蕴。又黄公所赠策略一通，代为筹划，靡不用极，谨已一一归禀。敝廷莫不感诵大德，异声同叹。现众论虽未可曰通悟，殊不比往时矣。然敝邦规模，自来拙澁，况又忧虑洞，临事茫然，计不知所出。兹敢飞函仰告，幸怜其愚，而鉴其诚，重赐之大诲焉，则敝廷奉如蓍蔡，用以稽款，获受始终之惠矣，惟阁下裁之。言短意长，不能悉暴，统希匀（钧）照。不庄。庚辰九月十六日朝鲜金宏集再拜。 由此观之，朝鲜政府对何如璋的劝告，黄遵宪的策略，全面表示接受。但对美交涉及立约之事，因欠缺经验与知识，一切依赖何公使及中国协助指导，以期成其事。

1881年2月18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日)朝鲜中枢府知事李容肃至天津访李鸿章，请示一切，并携有朝鲜政府文件数通向李提出。其中有：上揭金宏集致何如璋函的抄本，李裕元给李鸿章的信，以及领议政李最应的"启本"。值得注意的是，李最应的启本。他对何如璋公使及黄遵宪参赞的劝言说："臣见上国公使诸条论辨（辩），与我之心筭（算）相符，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防御之策，自我岂无讲磨，而公使册子论说若是备尽，既给于（予）我国，则深有所见而然也。固可以采用。"对于排斥西洋邪学说："大抵洋船一来，则人皆以邪学为借口之端。而洋人之来住中国久矣，未闻中国人染有邪学也。"对于沙俄之东犯问题则说："臣以为俄人一朝渡来，则人必曰内修外攘，然修攘非一朝一夕之可为也。顾今器械财用不及于他国之万一，而及今之务，莫怀远人而安社稷也。"这就是说，他已决意与美国结约修好，以巩固朝鲜的安全。但是，如何与美国进行交涉?条约的内容怎样地拟订?这些问题非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与检讨不可。再就李鸿章而言，他根据李最应的《启本》及金宏集致何如璋书函等文件，已断定朝鲜保守派的卫正斥邪论及反对与洋夷结交的主张将为进步派的当权者李最应、金宏集等所抑制，朝美条约的缔结，已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朝鲜对于外交生疏，"即如与日本通商五年，尚未设关收税，并不知税额重轻，设再与西国结约，势必被其欺蒙，无益有损。臣因其来牍有披露腹心，愿一一开诲硕划之语，出于至诚，遂令前在西洋学习交涉事宜之道员马建忠，与郑藻如等参酌目今时势及东西通例，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底稿，豫为取益防损之计，交李容肃赍回，俾该国遇事有所据依，不至多受蒙蔽。"这是1881年3月4日(光绪七年辛巳二月五日)清政府军机处揭出的李鸿章抄折的基本内容。 当时马建忠等的《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草案计有10条，主要是：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开港口设领事官，外国人如违法，地方官可逮捕审判，救助遭难外国船员，关税自主权等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草约案中未涉中朝两国间的宗属关系。 李容肃将马建忠等拟定的条约草案携归后，这不但可促使朝鲜政府速于决定与美国结约，而且，也给朝鲜提供了怎样去议约的参考。 当时，李鸿章对朝美议约事很慎重，很小心，在未接到朝鲜政府正式回答与美国结约前，他对薛斐尔的要求，总是尽量地拖延下去。前述薛斐尔于1881年6月21日由美国旧金山抵上海，7月1日赴北京的途中，在天津趋访李鸿章，打听李对协助美国与朝鲜立约的问题时，李并未做肯定的回答，只劝他耐心地等待。薛至北京公使馆到任后，为急于实现自己的使命，于这月中旬专程至天津访李鸿章，再询李对斡旋美朝立约的结果究竟如何。李要薛再等90天，朝鲜当有使臣来天津，届时当可晤谈。李所以能如此的回答，是由于朝鲜委员副司直李应浚(俊?)恰巧于这时到达天津见李鸿章，李遂命津海关道郑藻如"缮具节略，力劝朝鲜派员赴津，就便与美总兵肖孚尔商议，俟有头绪，再奏派大员同往面订条约各等情交李应浚带回"呈报政府速派使臣到天津来议约的缘故。 在此情况下，朝鲜政府乃于这年8月，终于决定派遣吏曹参议金允植为领选使赴天津议约。金允植等一行于这年12月中旬将由朝鲜起程赴北京，此事为李鸿章知道后，立即通知薛斐尔，以示其诺言。 1881年12月15日，薛斐尔接到李鸿章的秘书的信，知道朝鲜政府所派的议约使臣将要到天津，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说：他将此事立即报告华盛顿政府，如议约，必须任命全权，谈判交涉，或待明春始可开始。与此同时，薛又将此事告知代理公使何天爵，何公使也立即电告华盛顿国务院，新任国务长官费林灰生回电。由此可知当时美国政府对美朝条约成立的期待，是多么的热切!

结语

美国虽然亟待与朝鲜结约，但是，由于李朝政府内部大院君的残党"卫正斥邪"派与闵氏一族的开化派，双方互相龃龉，对美结约开港，困难重重，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金允植是位汉学家，是朝鲜开化思想先驱者朴珪寿朴珪寿是李朝后期实学派(或北学派)首领朴趾源之孙，具有先进的开化思想。1861年清咸丰帝驾崩于热河时，他以朝鲜的慰安副使到过热河。那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目睹大清帝国战败的惨状，不平等条约的苛刻，对欧美列强已有所了解。1872年10月，清同治帝大婚时，他又以使臣至北京，见到中国洋务派所推行的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亦有所感动。因此，他对李朝政府的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颇不以为然。当他被选为李朝政府左议政时，竭力主张对外开放，并支持恢复朝日旧交。著有《斋集》，主张"凡所谓学者，皆实事也"，对空虚不切实际的"邪说"，表示反对。门人，思想开明。他被国王所器重，当选使华领选使，乃在辛巳(1881年)十月的《以领选使渡湾时疏》中说："伏以臣以驽下之才，谬蒙圣恩，猥充领选之任，才短任重，无以报答，昼夜忧惧不遑"。由此可知他的忠君爱国的热忱。他于这年冬，由汉城起程，抵达直隶保定府后，上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说： 夫有国有土者，惟以保存宗社，奠安生民为务。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通聘会盟，殆无虚日，不第诸夏衣裳之会，即蛮越鳞介之国，玉帛相续，此岂不知义理而然哉?惟小邦则不然。不问时势可否，惟以守经为正理，斥和为清议，与其通洋而存，不如绝洋而亡。言及交际，辄以邪学目之，为世所弃。自丁卯以后，日本投书求好，朝议以为近日日本变用洋制，通倭即通洋之渐，却而不受。及乙亥秋，日本兵船入江华，众论沸腾，几至生事。故相臣朴珪寿倡议调停，复修旧好。国受平和之福，而论者犹至今咻咻，上自朝廷缙绅，下至岩穴草茅，以及市井屠贩之流，所见皆同，以为不必交邻，恐纳侮也。不必讲武，恐滋事也。闭境自守，无如我何。 由此可知当时朝鲜的"反洋"与"攘夷"的思想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对美结约开港是如何的困难。虽然如此，但是金允植愿竭尽其力，完成国王给他的使命，务使与美修好结约能实现。乃决意借助李鸿章的威望与实力，以期早日完成其事。因此便说： 欲借中堂之重，以镇服群情，则中堂威著四裔，谁不敬慕。独小邦愚俗不知畏惮，观于李相之事，亦可知矣。今此小邦联美之计，环瀛各国不应不心许，而惟东北邻比(暗指日俄两国--笔者注)及本国人所不欲乐闻也。东北邻比若知此机，则必忮害阻挠，事未可知。国人若知此机，则必哗然蠢动，功难顺就。此事宜速不宜迟，宜密不宜疏。事体重大，弹压国人之心，宜名正言顺，以消狡邻之谋，惟有我皇上明降诏旨，先期晓谕，于明春年贡使之回，踵遣派员，协美议约，则我寡君得以凭仗皇灵，随宜酌办，保合东洋，永固藩屏，庶其在此。惟愿中堂默运玄机，与神为谋，俾事成之后，浑然无形迹之可寻，如泰山乔岳，不见运动而功利及人，使小邦愚民获福而不自知，岂非盛德之事乎!嗣后凡干事务，更烦指教，克图有终，亦惟中堂之惠我寡君，深有望焉! 金允植对李鸿章的恳切期待，由此可见一斑。于是李鸿章便将朝美结约建交的事，一手包办了下来。 在李鸿章正式与美国特使薛斐尔交涉美朝结交谈判之前，必须先将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修好关系做一评述才是。

《朝日修好条约》的缔结

日本与朝鲜的近代国际关系的成立，始于1876年2月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在朝鲜江华府缔结的《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该约是朝鲜对外开港的最初条约。所谓"对外"，只限于日本一国而已。《江华条约》缔结后，直接而较早的影响是促进了暂时中断了的朝美建交结约交涉的再度展开。 1871年(同治十年)6月，美国驻北京公使镂斐迪率领美国亚细亚海军提督罗杰斯所指挥的舰队攻占朝鲜江华岛后撤退时，曾忠告朝鲜的大院君政府说："设或将来各国用强，以致贵君王不能拂其所请，即难言屈抑矣。"这忠告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当时大院君政府看来：1866年(丙寅)先焚毁美国的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法国舰队的江华岛占领，1871年(辛未)又击退了美国舰队的江华岛侵入，这一连串的"锁国攘夷"政策的军事胜利，更增强了它的反洋、排外的决心。因此，大院君以"丙寅"、"辛未"两次的外患"洋扰"为戒，忠告朝鲜的"万代子孙"，乃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之数言刻于石碑，树立于朝鲜首都及全国各大城市。大院君的仇洋反夷的顽固的民族主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就在这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了。 1868年1月，江户幕府(或德川幕府)崩溃，明治新政府成立。国家的体制由封建制向近代国家及西洋资本制推进。在当时大院君的眼里，认为西洋化的日本，已成为"洋夷"，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因此，当时明治政府再三要求与朝鲜建立近代的外交关系，都被大院君政府严词拒绝。但是，1873年11月，朝鲜国王亲政，大院君政权终结，王妃闵氏一族的新政权成立，对外政策有了新的转向。于是日本便于1876年2月，强迫闵氏政权签订了朝鲜最初对外开港的《江华条约》。 关于《江华条约》的研究，"二战"后中日两国的论著不少。中国方面，朝日江华条约与中日关系"中有仔细论述，并提出了不少值得参考的意见。日本方面，将《江华条约》成立的原因、经过、影响以及该约的缔结与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成立的关系，都做了广泛的检讨。从另一角度重新阐述李朝新旧政权的交替与朝日交涉的变化，以及《江华条约》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一）大院君政权的崩溃

大院君政权时代是自1863年至1873年，计有10年，是李朝的"锁国攘夷"时代。1866年法舰队侵入被击退的"丙寅洋扰"，1871年美舰队侵入被击退的"辛未洋扰"都发生在大院君的当权时期，也可以说是朝鲜国家的外患时代。 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是朝鲜国王(李熙)的亲生父亲。1863年，李熙12岁，继承王位，称为高宗或李太王，是李氏朝鲜的第26代国王。由于年劝，由大王大妃(神贞王后)垂帘听政，封昰应为大院君，并将国政委任之，于是便形成大院君独当一面的政治，是李氏朝鲜空前未有的独裁者。 大院君的思想，笃信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倡"卫正斥邪"论。以朱子的"性理之学"为"正学"，排斥"邪教"、"邪说"，尤其是西洋传来的天主教。曾颁布"禁压邪教令"，弹压天主教。 1866年2月23日(丙寅年正月九日)，在汉城的主教法人张敬一首先被捕，继而法人传教士9人，朝鲜人传教士7人及其信徒男女老幼无数，均被捕处死。这次大残杀，被称为"丙寅邪狱"，引起法国的抗议，结果法派舰队侵犯朝鲜。《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28页，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法人欲与朝鲜搆兵》："本年(同治五年即1866年--笔者注)三月间，高丽国王突发一令。将该处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传教士七人，其习教之男妇老幼无数，尽行杀害。如此残暴，自取败亡。因系属中国纳贡之邦，是以本国命将兴师，以讨有罪。" 1873年(癸酉，高宗十年)，国王已成人，年22岁，应该亲政，但是，大院君仍然不愿交出政权，于是激起国王及王妃闵氏一族的不满，特别是法国的"丙寅洋扰"，美国的"辛未洋扰"，先后两次外患，都是由于对外失策，促使了反大院君的势力日益增强。1873年秋，朝鲜王朝内的统治阶层权力分化，大院君一派与反大院君的王妃闵氏一派的明争暗斗更为尖锐化。王妃闵氏一族的中心人物闵升镐结合儒生集团的实力者崔益铉等实行政变，拥护国王亲政，撤换大院君重任的左议政姜，右议政韩启源等人，将大院君一派的势力一扫殆尽，政府为之一新。这就是"癸酉政变"，终于强迫大院君下野，交出了政权。

大院君辅政10年，归结其失败有下列数点：

（1）就政治而言。大院君执政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势，尽量废除"书院"，以抑制朋党的言论。原来，朝鲜的书院是仿效宋代的书院制而设，得到政府的保护，儒生们多是特权阶级(两班)的子弟，当初以讲学为目的，后来变为朋党的聚合地，议论时政，批评政府，并干涉地方行政，为大院君所仇恨。故自1864年至1871年，除大院君裁决的"赐额书院"(国王赐写的书院)47所残存外，其余的全国书院，一律下令废止。如此，可以防止对大院君独裁专权的批判，以排除异己。1873年12月22日(癸酉十一月三日)户曹参判崔益铉，上书痛斥大院君的失政说："皇庙之撤，君臣之伦矣，书院之罢，师生之义绝矣，鬼神出后，父子之亲紊矣，国贼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钱之用，华夷之别乱矣。惟此数三条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荡然，而无复余存矣。加之以土木愿纳之类，相为表里，而为殃民祸国之资斧者几年于此矣，此非变先王之旧章，天下之彝伦而何哉?"因此，总结为"政变旧章，彝伦丧"8个字来抨击大院君的失政。特别是对撤废书院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国学也。乡校是古之州序也，书院是古之党庠也。且设院之本意，则讲学明道实为之主，而乡先生崇德报功，仍其余事也。不谋广置，惟嫌叠享，并与其已举者而加废之，存十一于千百，则深违学校之古制，大失创设之本情"《日省录》(影印，汉城，民昌文化社，1991)高宗篇十，癸酉年(1873)十一月三日《崔益铉上疏》。崔益铉认为这是废弃教育，埋没人才的愚民政策，影响国家的安危。

（2）就财政而言。大院君为修复"壬辰倭乱"(即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被焚的景福宫，大动土木；与此同时，为制止洋夷侵入，加强江华岛等地的国防建设。以财源不足、征收"愿纳钱"，乱发"当百钱"，而且规定通过首都的城门时，也要交纳通行税。这些恶劣的经济政策及苛捐杂税，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日趋困难。故崔益铉主张：停土木之役，罢聚敛之政；革当百之钱，废禁门之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日省录》高宗篇五，戊辰年(1868)十月十日、十八日《崔益铉上疏》。

（3）就外交而言。大院君的顽强"锁国攘夷"政策是招致外患的主因。丙寅、辛未两次洋扰，与其说是大院君击退洋夷，不如说是洋夷自动撤退。1866年(丙寅)10月16日，法军舰队占据江华府时，承政院同副承旨李恒老于这月20日上疏说：往昔，隋焬帝以百万之师讨伐高句丽而失败，唐太宗以天下无敌之英武，屡败于高句丽的安市城，这是由于当时君臣勤于政务，人民依赖政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故能捍卫国家。现在的我国"文恬武嬉"，民心离散，何以御侮?希望"殿下历览古史，凡兴邦之庆，孰不本于人心之归附，丧邦之祸，孰不本于人心之离叛"，"率致身之臣，以遗其君，率孝顺之子，以攻其父，古今天下必不成之事也。如此，然后洋贼可逐，国家可保，苟为不然，上失君子之心，下结小民之怨，日往月来，不知所以反之，则虽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前知预计之士，日效其能，无救于土崩瓦解矣"。这建言，暗示着大院君的腐败政治，难以挽救朝鲜的国家危急。李恒老是当时儒生界的代表人物，他与弟子崔益铉等一连上疏，指摘大院君的失政，其影响极大，给大院君以致命的打击。

（二）闵氏政权的诞生

王妃闵氏，是佥正闵致禄的女儿。16岁时被封为王妃。比国王(高宗)大1岁。聪明多才。国王亲政后，参与国政，是位杰出的闺秀。 闵妃之父闵致禄，早逝无子，闵升镐为继子，闵升镐的实父闵致久，实弟闵谦镐，从弟闵奎镐等结合在一起，形成闵氏一族的政治势力，与大院君立于敌对的立场。于是李朝政府内部，大院君与王妃闵氏两派的政权争夺，便日益尖锐化起来。 闵氏一族多是年轻少壮的贵族子弟，缺乏政治经验，但思想较大院君新进，而且，在他们的背后，有老练政治家、领中枢府事李裕元(橘山)的支持，足以与大院君相对抗。 王妃闵氏一族的中心人物是闵升镐，为打倒大院君一派，结合神贞大王大妃赵氏的诸侄赵宁夏、赵成夏，以及再三上疏痛斥大院君失政的崔益铉等，于1873年12月22日(癸酉年十一月三日)夜，实行"癸酉政变"，宣布国王亲政，将议政府中的大院君的心腹，一律肃清，遂由国王任命李裕元为领议政，朴珪寿为右议政。于是大院君只好交出政权，称病下野，隐居于汉城的三溪洞山庄，闵氏一族遂掌握国权。 闵氏政权成立后，值得注目的是：对外政策的转变。当时由于大院君长期当权，不但反对欧美"洋夷"，亦痛斥日本的维新与欧化。在大院君的"斥倭攘夷"政策下，断绝了德川幕府以来的日朝关系。故领议政李裕元于1874年8月11日(李太王甲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启言》中说："我国与倭人，结邻通信已三百年所，而无一衅端，有百和好，书契之以礼，赠给之以时，毫无相失，忽于三年之间，无故阻隔，今则无异闭关绝约(下略)"《日省录》高宗篇十二，甲戌年（1874）六月二十九日《领议政李裕元启言》。，批评大院君对日外交的失败。 虽然如此，但大院君一派的残党势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卫正斥邪"论，已在朝鲜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要求日本明治政府应恢复幕府时代封建式的"旧国交"，才可与之交往。这要求甚难为日本所接受。因此，闵氏政府想与日本恢复旧交，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今将日朝两国关系的曲折，分述于下：

朝日新国交树立的曲折

上述领议政李裕元所说的日朝善邻关系已有三百年的历史。所谓"三百年"，是指1607年(庆长十二年，明万历三十四年，朝鲜宣祖四十年)朝鲜派遣"通信使"至日本江户，与德川幕府建立了友好关系为起点，至1811年(文化八年，清嘉庆十六年，朝鲜纯祖十一年)为止，通信使的派遣，前后计有12次。通信使一行来日本，往往随员达数百人之多，实为稀有的大型使节团。但至1811年第十二次时，所谓"易地聘礼"，将目的地的江户，改易对马岛，仍继续着两国之间的交往。远在1678年(延宝六年)日本已在朝鲜釜山港设立草梁倭馆，作为两国间外交与贸易的机构，直到幕末时为止。草梁倭馆的管理，由幕府委任对州(对马)藩负责。 如此看来，朝日两国的善邻关系，将有三百年。但是，到了李朝大院君当权时，这种善邻关系便中断了。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大院君顽固的"卫正斥邪"思想，仇视日本明治维新所致。

（一）草梁倭馆的废止

1868年1月3日(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德川幕府崩溃，日本宣布"王政复古"，明治天皇亲政，迁都东京(改江户为东京)，改元"明治"，维新政府成立。于是将幕府时代的一切制度，全面废止，向西洋式的近代国家体制推进。在外交上，首先是刷新日朝之间江户时期的旧国交。因此，于1869年1月23日(明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对马藩家臣樋口铁四郎、平和节等前往朝鲜，通告明治政府成立。樋口等抵釜山后，在草梁倭馆会见朝鲜倭学训导安东晙，以"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义达即宗义达)的名义提出书契(即照会)。今将其内容，摘录一节如下：

我邦皇祚联绵，一系相承，总揽大政二千有余岁矣。中世以降，兵马之权，举委将家，外国交际并管之。至将军源家康，开府于江户，亦历十余世。而升平之久，不能无流弊，事与时乖戾。爰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国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乃差正官平和节，都船主藤尚式，以寻旧悃，菲薄土宜，略效远敬，惟希照亮，肃此不备。 这书契的内容是很友好的，但是写的方法与用词，与德川幕府时有异。如"左近卫少将"，"平朝臣"之称，"皇上"之词等，都是从来未用过的，违反了以前的格式。因此，训导安东晙说："书契万无捧纳之意"，表示不愿接受而拒之。不但训导安东晙如此，东莱府使郑显德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朝两国之间的交涉，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训导安东晙，东莱府使郑显德，都是大院君的心腹。他们所以拒绝对马藩的书契，是由于大院君的秘密指示而做出来的。换而言之，这种拒绝意味着：大院君敌视日本的维新，万难与之交结来往。

1869年10月(明治二年九月)，明治政府将对州藩主宗氏的对朝外交权收归新设的外务省，次年1月(明治二年十二月)外务省派佐田白茅等去朝鲜再要求日朝两国修好，但又被东莱府使郑显德所拒绝，只好返回日本。 1870年4月(明治三年三月)，佐田写了一份建白书向明治政府提出，其中的一段是：

朝鲜知守不知攻，知我不知彼。其人深沉狡狞，固陋傲顽，觉之不觉，激之不激。故断然不以兵力莅焉，则不为我用也。况朝鲜蔑视皇国，谓文字有不逊，以与耻辱于皇国，君辱臣死，实不戴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则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速下皇使举大义，问所以辱皇国者。彼必迍邅趑趄，不能降伏谢罪。惟命是听焉。于是皇使忽去，大兵遽入，其十大队向江华府，直攻王城，大将率之。其一少将率六大队，进自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其一少将率四大队，进自江原、京畿。其一少将率十大队，溯鸭绿江，自咸镜、平安、黄海三道而进。远近相待，缓急相应。角之犄之，必可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若不然，而徒下皇使，虽百往复，实下策却法。不若征讨之最速，决非浪举也。不仅要以兵力征讨朝鲜，而且认为打倒大院君，易如反掌。因此，他又说： 朝鲜有大院君者，国王之实父也。丙寅之年，朝鲜与佛兰西战争之后，专握政柄，擅威福，唯好武而无深谋远虑。厚税敛，蓄金谷，下民莫不怨怼焉。一日举我三十大队以蹂躏彼之巢窟，则土崩瓦解。一夫太院，七纵七擒，实易易耳。

这种大言狂语的"建白"，非当时明治政府所能采用，虽如此，但对后来的"征韩论争"及"江华岛事件"的发生，都有极大的影响。 继佐田白茅的建白书提出后的同年10月(庚午年九月)，外务省又派遣外务权少丞吉冈弘毅，偕随员森山茂、广津弘信等赴朝鲜釜山，欲与朝鲜再度进行复交谈判。吉冈一行抵达釜山草梁倭馆后，训导安东晙表示：非对州藩吏，不与谈判。结果，吉冈弘毅只好滞留于釜山倭馆，等待适当机会，再进行交涉。 1871年6月，恰巧朝美修好结约交涉决裂，美国驻东京公使德伦格函告日本外务卿泽宣嘉，谓朝鲜"顽习未改，旧规确守"，决派舰队攻击之，祈予谅解这通告书中，虽未明言要求日本援助，但希望日本寄予国际的同情，确是事实。当时滞留在釜山倭馆的吉冈弘毅欲利用美舰队攻占江华岛，即"辛未洋扰"的机会，等待朝鲜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化，再议日朝交涉。但未料到美舰队撤离朝鲜后，大院君的攘夷排外的气势更为昂进。在此情况下，吉冈只好放弃日本外务省直接与朝鲜交涉的办法，仍旧借助对州藩宗氏之力，以期推进日朝交涉。 朝鲜"辛未洋扰"的时候，正值明治政府宣布"废藩置县"，将全国三百余大小藩，一律废除，改为县的体制，集权中央。大小旧藩主，由政府任命为县知事，或授予其他官职。对州藩主宗义达，由政府任命为外务省外务大丞，改其名为宗重正，仍担任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朝关系事务，并授命接收釜山草梁倭馆的工作。

1872年2月，新任外务卿副岛种臣欲打开日朝间的僵局、派森山茂、广津弘信二人携带着外务大丞宗重正(义达)的书契两份赴朝鲜釜山，会同驻釜山的吉冈弘毅磋商后，拟将宗氏的两份书契向朝鲜当局提出。书契之一是：

大日本国从四位外务大丞平义达呈书

朝鲜国礼曹参判某公阁下，我邦自戊辰之岁，国体一新以来，天子亲政，废幕府置太政官。革封建为郡县，于是世袭之官皆罢其职，如义达亦解对马守任及左近卫少将官，并止我邦与贵国交际将命之职，更以义达任外务大丞矣。(中略)速差使以语其状由，并说彼此唇齿之间，宜修旧交，讲新盟之理，以达国家善邻之诚意，以成永远不渝之良图。义达敬奉其命，既从其事，乃使家人相良正树以报此事。阁下其明谅焉。义达有故，改名重正。合并拜告，肃此不宣。

明治四年辛未八月。

书契之二是：

大日本国从四位外务大丞平重正呈书

朝鲜国东莱釜山两令公阁下，我邦政体一新之状，及重正不能自司两国交际将命之职等情，乃曾使人家某报知之，谅两公阁下，已赐垂鉴焉。盖本邦与贵国，邻谊之深，业既三百有余岁，重正历经为之斡旋，今也朝廷免重正之职，犹念数百年旧交之情好，特任重正为外务大丞，命告两国寻交之事，本省更令原差官员吉冈弘毅等，拜晤两公阁下，备语其委曲，又陈述寻交盛意之所在，其惟两公阁下，以两国良图为重，从善款接吉冈弘毅等，听纳其所陈述，万勿反拂本省恳笃之情谊为幸。诚信所在，言繇衷出，伏冀两公阁下其谅之矣。肃此不宣。

当时，日朝两国之间的往来文书，必须通过草梁倭馆的接待官，即训导安东晙的准许始可上达。但是，安东晙认为维新的日本，是追随"洋夷"美国之后的"叛逆者"，有不共戴天之仇，称病不能接见，婉言拒绝。这使当时负责对朝交涉的日本外务少记(官名变更)吉冈弘毅等陷于窘境。那就是：用日本外务省直接派员交涉被拒，用对州宗氏的旧关系交涉也被拒，训导安东晙的做法，使他不知如何对处是好。最后，吉冈与森山茂、广津弘信两外务权大录，以及旧对州藩宗氏家使相良正树等磋商结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派员至东莱府，与府使郑显德直接交涉。于是由差使相良正树，馆守深见正景率领馆员、通译、使用人数十人，于1872年7月1日(明治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由倭馆出发徒步前往东莱府，但训导安东晙用尽种种手段阻止，并妨碍相良等前往，演出日朝交涉史上严重的"馆倭拦出"事件。 相良等一行几经阻挠，终于7月10日(六月五日)好容易才到达目的地，但东莱府使郑显德也不愿接见，命差备官韩主簿书面回答说：

交邻以来，约条坚如金石，彼此相守，已为三百余年矣。贵国所干，如系约条所在，则我国处分，必无不施之理。若或违画约条，虽千诉万言，断不听许，已悉审惯，而今以公干事言之，此是彼此间沿革事务，则何以一朝一夕遽议左右乎?前已备陈于朝廷，亦当收议于国中，然后始可进退。故今番训导之自京师下来后，业以此意回报于馆中，则勿论早晚，惟当恭俟处分，而以拦出馆门，犯越禁界，看作能事，至于上府骚扰之境者，安有贵国守约条，知法禁之意乎?假令自贵国有施措于国中之事，而其所施措有或不便公议者，则其势不得不还，而况不可容易议之事，肆然欲行于邻国，邻国宁有肯受之理乎?以面接之事言之，宴享时相接外，无更相接，自是约条亦所吾知，则此知万不近理之说，设或许其面接，其间训导公干之说，皆是使道分付，则此外有何样词说，强请面接乎?更勿烦说，即速撤还安顿，惟俟早晚间处分，而处分回下之前，凡系交邻事务，遵守旧约，无一违画，然后乃可有公议决末之日。以此谅之，无伤邻好可也。

右亲率军官口传分付，以此照谅焉。

壬申六月初六日

差备官敬汝韩主簿印

由上揭文内容看来，东莱府郑显德的意见，与训导安东晙并无两样，他们都坚持往昔的旧约规，不愿接受明治政府所要求的"近代外交"，换言之，眷念幕府的旧时代，仇视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如此，他们不能算是大院君的忠实部下。 在此情况之下，吉冈外务少记等认为：幕府时代残留下来的草梁倭馆，实无再续存的必要，令馆员归国，由外务省接收倭馆而管理之。此意见为政府所采纳，于是明治政府于1872年9月(明治五年八月)，命外务大丞花房义质赴朝鲜釜山接收草梁倭馆。次年2月12日免深见正见馆守之职，任外务省出仕广津弘信继其职，改倭馆之名为公馆，即后来的领事馆。 总之，至1873年4月1日广津弘信到职后，草梁倭馆已结束幕府时代的任务，直属于外务省管辖之下，成为外务省驻朝的外事机构。

（二）征韩论的沸腾

征韩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出发点，它的历史渊源很久。至明治维新后，日本为重修日朝旧交，为大院君政权所拒。故有前揭佐田白茅的征韩论提出。 其实，在佐田倡征韩论之前，明治政府内有力人物木户孝允是征韩论的首倡者。他闻对州藩家臣樋口铁四郎赴朝交涉失败，乃于1869年1月26日(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日记里说：希望遣使节至朝鲜问罪，彼若不服，不惜诉诸武力以攻之，以伸张皇国之威严《木户孝允日记》第一卷。不过，这主张当时未公开罢了。待佐田的征韩论向明治政府提出后，不用说，木户是全面支持的。于是木户与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磋商，乃于1870年7月24日(明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白书。这建白书后被佐田白茅评为"因循论"认为不够积极，虽然如此，却立即被参议大久保利通所反对。就在木户的建白书提出后不久，即这年8月24日(明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柳原前光乃根据木户的建白书，撰《朝鲜论稿》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岩仓公实记》其意见较木户激烈，认为朝鲜的顽迷固陋，非出兵讨伐，不能使之屈服。当时明治政府内有不少阁僚支持柳原的征韩论，但是岩仓右大臣认为：废藩置县问题将要开始，一切内政亟待整理；已被政府任命为特使，将率领美欧考察团出发前往。因此，无时间，也无余力去考虑柳原的建议，乃暂置未理。 岩仓率领的考察团，通称"岩仓遣外使节"，是由明治政府中的开明而有力的阁僚构成，例如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均被任副使随同前往。此外，有随员40余名，留学生50余名，计有百余名的大型外游团，是日本空前未有的创举。 使节团一行，于1871年(明治四年)12月首途美国，然后历访西欧英法诸国，为时近两年，1873年9月才返国，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近代化起了绝大的作用。 岩仓等一行出发时，留守政府由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诸参议所拥立的西乡隆盛参议负责。西乡是征韩论的首领，岩仓等为防止西乡的独断行动，相约重要国策须待遣外使节团归国后才能决定，以期牵制之。 1873年(明治六年)2月，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被派前往中国天津，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两约均于1871年9月13日在天津由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达宗城及副使柳原前光所签订)两约的批准书。副岛一行的随员中，有美籍顾问李仙得李仙得为法人美籍外交官。1866年被美政府派驻中国厦门领事。次年，美籍商船罗佛号突然在台湾沿岸触礁，船员7名被台湾高山族杀害，当时李仙得率领美舰2只至台湾问罪，结果一无所成而撤退。1872年李仙得休假返美，路过日本时，恰巧这年8月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遇害，也欲出兵问罪，打算利用李仙得的知识与经验来解决这次事件。于是由驻日美公使德龙(中文译名不一致)。将他介绍给明治政府。于是李仙得乃辞去美国官职，被聘为外务省顾问(准一等出仕)。1873年3月，随同副岛外务大臣前往中国换约，并协助解决台湾"生蕃"事件，尽力很大。后来，日本出兵征台时他也随日军前往，由于中国的抗议，他被厦门美领事馆拘禁。后解上海被释放，乃返东京。未久，由日本推荐，被聘为朝鲜政府外事顾问，1899年死于朝鲜汉城。

副岛、柳原办妥换约手续后，与李鸿章谈到征韩问题。今据李鸿章于1873年5月3日(同治十二年四月六日)《述副岛商论外交》中说：

该使谓：朝鲜世与本国对马岛诸侯通商，自国主临政，诸侯撤藩，朝鲜使问遂绝。屡次派人往说，该国置之不理，书词颇多傲慢，现仍遣使劝喻，冀得永好无嫌，无侵陵用武之意。鸿章告以近邻尤要和睦。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完，法美皆志不在此。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谓挟大欺小，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该使深以为然。 李对副岛所提出的征韩论，颇不同意，劝副岛慎重从事。 副岛与李会谈后，即赴北京面觐大清皇帝，呈递国书，但总理衙门谓：面觐皇帝应行跪拜之礼，副岛说他是外国的特使，不是皇帝的臣属，只作三揖，以示敬意即可郑永宁编《副岛大使适清概略》(1873，明治六年)。该概略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一卷《外交篇》，第63~75页。。为此争论不已，故副岛等一行滞留北京时间很长。结果，总理衙门让步，于6月29日在紫光阁，以三揖之礼觐见同治帝。在此以前，即6月21日，副岛遣柳原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