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我们应当怎样看日本

来源：中国商报 | 作者：本报记者 郑立华

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又吃过日本的大亏，按理讲，中国应该最懂日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依然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仿佛偌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近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日本的无视或轻视变本加厉，在“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双重遮蔽下，日本的庐山真面貌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在中日关系时好时坏、动荡起伏的背景下，《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为读者切实了解日本以及如何看待日本人，提供了独特而有说服力的依据和视野；为中国人正确认识日本人与正视中日关系和文化的差异，提供了鞭辟入里的内容和分析。

“我想告诉国人一个真实的日本”

中国商报：《暧昧的日本人》于1998年问世以来，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之后连续三次再版，到现在已有4个版本，证明了读者对它的认同。首先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初衷。
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我写《暧昧的日本人》，首先是有感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知，4年的留日生涯，是写作的酵母。上世纪80年代末，受出国狂潮的裹挟，我来到日本，一住4年。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与过去想像中很不一样的日本。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四世同堂》、《地道战》、《烈火金刚》等抗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日本人几乎都是妖魔化的，什么猪头小队长之类。“文革”结束后，情况有了变化，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卡通与日本的电器产品一起涌入中国内地，看到这些作品，我们不免大吃一惊：日本人原来那么温文尔雅，讲究人情礼仪，遵守纪律。记得相声大师马季有一部作品，就是专门调侃日本人一天到晚鞠躬行礼，十分好玩。于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与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在国人心目中织成一幅极不谐调的图景。我就是带着这样一幅不协调的图景来到日本的。
后来我认识到，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分裂的想像并非空穴来风，正好反映了日本人性格的自相矛盾的两极；问题在于，这种分裂的想像来自于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当然无法真实地、整体地把握日本人。那么，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与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什么？它们之间的转换机制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假如对日本社会生活没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是很难找到答案的。日本人也是人，也有正常的七情六欲，这一点他们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日本人又有自己鲜明的特性，这种特征是什么呢？这正是《暧昧的日本人》想弄清楚的东西。此外，本书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就是初版序言中表述的那样：中国与日本素称“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打交道的历史有两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又吃过日本的大亏，按理讲，中国应该最懂日本，然而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还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好像偌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我写这本书，有这样一个目的：告诉国人一个真实的日本。

日本的暧昧从何而来

中国商报：为什么说日本人是暧昧的？日本人的暧昧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兆忠：首先必须声明，暧昧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所谓暧昧，就是自相矛盾，琢磨不透。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概括日本文化，并用它当作书名，非常精到，全书开宗名义第一句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然后列举种种矛盾现象：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其实，日本人的暧昧现象不止这些，还可以加上：自然而又人工，自闭而又开放，模仿中有创造，视“瞬间”为“永恒”，等等。
中国商报：您认为：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暧昧”，造成日本历史处境的暧昧。那么，日本的暧昧文化又是怎样形成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李兆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追究起来，这与日本文化的特殊构造有关。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文明起步比较晚，日本文化在尚未发育成型的时候，就遭遇中国强大的先进文化的全面覆盖，固有的原始性、土著性与外来的先进性、文明性结合，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杂种文化”。日本实用性地消化了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土著性、野蛮性，这是造成日本人及日本文化“暧昧”的主因。一旦涉及到利害关系，日本就会丢开温文尔雅的礼仪，暴露出野蛮凶残的一面。岛国文化由于不具备原创的内涵，根基浅薄，灵活多变，不受传统文化及道德操守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将性质不同乃至对立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有日本学者不无得意地将日本文化比喻为“黑洞”，能够吸收一切能量。早在公元7世纪，日本统治者就制定“儒、佛、神合习”的治国方略，将儒教、佛教与神道三种精神内涵差异很大的东西混在一起，巧妙地加以利用，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大化革新。后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日本为我所用，对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对佛教思想作了暗度陈仓的改造，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皇），却没有一脉相承的道统（文化思想）；前者造成大和民族超常的凝聚力，表现为绝对的集团主义，后者造成日本文化的柔软性，表现为思维的相对主义和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生存主义。因此，明眼人可以看破：日本纵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入欧，时而离欧返亚，一切都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暧昧，其实是明确到极致的表现，这正是日本文化厉害的地方。
中国商报：本书以日本神话《桃太郎》开篇，分析了日本人强者崇拜的心理，然而这个勇于进取的桃太郎，却不能得到世人的敬意，这是为什么？
李兆忠:这个桃太郎，可以看作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型。它是日本式英雄的典型，敢于以小博大，善于以小生巨，它崇拜强者，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天性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子。然而它与西方列强还是不一样，骨子里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的气度。这也难怪，狭窄的东瀛岛国的文化土壤培养不出普世的英雄。正如书中写的那样：“日本人的强者崇拜中，包含一种小家子气，而缺少公正的气度。也就是说，当你比它强大时，它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学到手，翅膀长硬了，就换上一张不耐烦的脸，与你分庭抗礼；等到你实力不如他，那就对不起，请你靠边站吧，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那时，它是一脸的傲慢和杀气。”这就是桃太郎得不到世界人民喜爱的原因。末章的《日本的困境》是对开篇的呼应，分析日本岛国集团主义的成因及其运作方式，揭示了日本从“脱亚入欧”到“不亚不欧”的尴尬历史进程，指出：桃太郎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本性，注定要成为世界的孤儿。

为何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得到延续

中国商报：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人口稠密、面积狭窄的岛国，这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兆忠：穷则思变，东瀛岛国的地理生态环境是培养技术的最佳温床，日本有数不清的“道”，什么花道、茶道、书道、空手道、剑道之类，这个“道”在日语里是指专门的技术，而不是中国形而之上大象无形的道，日本人将中国的“道”降为“技”，是对“技”的提升，表明日本人对“技”有一种图腾式的崇拜。日本人崇拜身怀绝技的人，如宫本武藏之流，而“官本位”在日本吃不开，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技本位”的国度。理由很简单：资源与人口的不平衡，迫使日本人在技术上狠下功夫，通过提高技术来降低成本，减少损耗，节省资源。日本人普遍地具有一种匠人气质，做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财富。当年鲁迅先生就非常肯定日本人“做事认真”的精神，并且视之为医治中国人“马马虎虎病”的一副良药。客观地看，近代日本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明治维新”的成功，与西方现代文明及时接轨，避免变成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战后日本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地再度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日本拥有超一流的技术人才，与日本人无以伦比的匠人气质是分不开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人的技术崇拜中，包含着无视道义的盲点，发展到极端，就导致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迷信技术，容易犯方向性错误，后果是灾难性的。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从技术的角度看，这是一场臻乎完美的战役，却为日本的覆灭奠定了基础。
中国商报：茶道、相扑之类在日本依然盛行，为什么传统文化在日本能够得到看似固执的延续？
李兆忠：这个容易理解，作为一个文明起步较晚，缺乏独创性文明的国度，日本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文物遗产格外地重视，甚至表现出病态的自尊。为了提高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日本学者可以大言不惭地将中国古代的文物说成是日本古已有之的东西，甚至将伪造的古董埋到地里，以证明日本历史的悠久。像相扑、茶道、樱花、和服之类，最初都是从中国传入东瀛的。但必须承认，这些东西输入到日本后，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传承，有的甚至更胜于蓝。而在中国本土，也许是由于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反而不当回事儿，历史上的频频不息的战乱，加上后来的革命狂潮，文物遭到极大的破坏，许多东西在中国本土已经消失，必须到日本去寻找。从这一点讲，日本功不可没。
中国商报：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以您对日本的了解，事实是这样吗？
李兆忠：作为一种外交斗争的修辞和策略，这种提法非常高明。这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依据的，自然有它的道理和适用的范围，但历史事实并不是那样。近代日本统治者策动的几场战争，都得到日本民众狂热的支持，这方面证据太多，无须多说。假如不是这样，战争是打不起来的。这里头当然有受蒙蔽受欺骗的因素，但日本民众为什么那么容易受蒙蔽受欺骗，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日本这个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太一样，种族性大于阶级性。这是由孤立的岛国、单一的民族、单一语言思维方式这样一种存在环境决定的。日本文化的核心，就是“和”，早在公元7世纪，日本统治者就以“大和”自我命名，并将“以和为贵”写进日本最早的宪法《十七条宪法》第一条，这个“和”的含义，就是大和朝廷集团内部无条件的团结。“以和为贵”出自《论语》，但《论语》里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和而不同”，却被日本统治者有意地遗忘，表明了“和”的集团性和封闭性，缺乏普世的含义。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猖獗的岛国，国土狭小，人口稠密，地形狭长多山，不易迁移，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应付，而水稻种植的生产方式要求村落的每个成员互相协作，紧密团结，将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经得住自然灾害及其他的紧急事变的打击。正是这种严酷的生存背景，形成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集团意识。在中世纪日本的村落共同体中，有“村八分”的制度。所谓“村八分”，就是“十种交往，八分制裁”。十种交往指村民交往的十件大事，包括出生、成人、结婚、探病、葬礼、法事、水灾、火灾、远行、盖房，也就是说，村中任何一家有这些事，全村人都必须来帮忙。八分制裁，就是村中如果出现不守规矩的败类，全体村民就联手对他实施惩罚，方法就是断绝十种交往中除火灾和葬礼的八种。这种惩罚制度在生存环境严酷、没有迁徙可能的古代村落社会极具威慑力。十种交往体现了村落命运共同体互相依存的关系，透出浓浓的人情味；八分制裁体现了集团至上，丝毫容不得异己存在的严厉性，惟其如此，仅存的“二分”温暖更能体现集团的作用和威力。在这种环境下，个人主义是没有任何存在余地的。现代日本社会，其实就是古代日本村落的延伸，“村八分”以更完善、更巧妙的方式，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十种交往演变成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个人被永久性地纳入企业命运共同体——这个具有绝对权威性的“家”中，社员们朝夕相处，互相厮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公司鞠躬尽瘁；八分制裁由于集团意识深入人心，人人按照同一模式，同一思维方式行动。
日本是一个个人犯罪很少，公司集团犯罪司空见惯，国家犯罪骇人听闻的国度，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式集团主义的特征。对于企业集团犯罪，日本通常采取礼治重于法治的“谢罪”的办法予以解决。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有的企业不顾道义黑箱操作，因此而受到整个社会的“村八分”。奇妙的是，如果该企业及时谢罪，惩罚就会大大减轻。“谢罪”于是成为维持日本社会“场”的平衡的重要法码。然而一旦涉及日本的国家犯罪，如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日本政府则千方百计的抵赖狡辩，拒不向受害国人民谢罪。这表明在日本岛国内部，各种冲突摩擦，只要不对日本构成颠覆性的威胁，都可以通融妥协，“谢罪”是特有的方式。而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则绝无道理可讲，任何道义公理都不起作用。这正是日本民族的可怕之处。

日本对中国既恐惧又蔑视

中国商报：依目前的形势，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和日本人？
李兆忠：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既恐惧，又蔑视，比较复杂。鼓吹“中国威胁论”，日本是始作俑者，显示了他们一贯的忧患意识。日本不希望中国强大，这是很正常的，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决定了这一点。这20年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硬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赶上日本。然而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这方面上要想赶上日本恐怕遥遥无期。还有，中国的硬实力虽然有很大提高，软实力的提高却刚刚起步，与日本相比差距还很大。日本已有十多位科学家、文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而中国内地尚为空白。客观地看，在整体发展水平上，中国比日本至少落后30年，因此，中国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
中国人看日本，受到“大中华”和“大西方”思维方式的双重制约。前者认为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视日本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翻版，无礼日本文化本身的特殊内涵；后者用西方二元对立的进步理论解释日本，与现实中的日本经常发生错位。我们应当克服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片面性，首先把日本当一个独立的存在，排除一切先入之见，以正常的心态观察研究，这样才可能看清日本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