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8日:刚刚在网络中发现的《嘉兴日报》当日专版对父亲姚辛的报道，特将电子版收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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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辛：生为左联

■记者 陈 苏 摄影 姚涌进

2011年1月27日，姚辛的头七。

挟着冬日寒风，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叶辉带来消息——《左联之鹰》确定在2011年出版。一个迟来的好消息。

《左联之鹰》，姚辛第四本书，也是他病榻之上，抛舍不下的惦念。

叶辉再次走进阁楼上的小间，一间是资料室，一间是卧室兼书房。资料和书籍略显杂乱地堆在书桌上，重要的材料和手稿分门别类地放在书柜顶上。只是主人已经不在，爽朗笑语也归于沉寂。

轻轻拿起一本装订整齐的册子，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火车票、汽车票。叶辉知道，这样的册子姚辛有十来本，贴着这些年他为收集左联资料往来的票据，每一本都有好几百张。不过，以后不会再增加。

叶辉是《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和姚辛相交20多年，从1988年开始，写过十数篇姚辛的报道，以及数篇内参。姚辛的《左联词典》、《左联画史》、《左联史》得以顺利出版，叶辉是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绝处终逢生

叶辉报道一

1988年5月18日，《著书难为稻粱谋—— <左联词典>书稿完成却无法出版》，刊于《光明日报》。

5月8日，记者在浙江省嘉兴市第一毛纺厂职工姚辛家看到这样一幅景象：陋室里，一张破桌，抽屉都已不翼而飞；一张搁在砖头上的竹榻便是床；碗里只有几个发黑的土豆。满屋子都是用牛皮纸、包装纸装订起来的资料本和书籍。这个一贫如洗的穷汉子却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左联作家思想、活动、著作等情况的50万字的《左联词典》的编著者。

叶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8年的早春二月，很冷。在位于西湖边的《光明日报》驻浙记者站里，一天他正在写稿，一个男人闯了进来，他的穿着十分独特，上身一件很肥大的棉袄，下身只穿了一条空荡荡的单裤，配一双不多见的解放鞋，手里提一个白色发黄的布包袱。“一个上访者”，这是叶辉的第一反应。来者态度谦卑，正襟危坐，半个屁股挨着沙发，叶辉说话时，他连连点头，满脸是笑。

包袱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13本手抄本，手工装订，牛皮纸封面，“这是我写的《左联词典》，50万字，我找遍了北京、上海各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怕赔钱。”和手抄本放在一起的是厚厚一叠信，刘再复、陈荒煤、楼适夷……每个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家，其貌不扬的来访者让叶辉惊讶了，待到谈起左联，来访者又判若两人，此前的谦卑不复见，代之的是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这是叶辉第一次见到姚辛时的场景，至今如刀刻般清晰。

其时，姚辛可谓穷途末路。他是嘉兴第一毛纺厂的工人，30年来，他倾尽业余时间、竭尽全力，倾尽积蓄，从事关于左联的写作，欠下一屁股债。聂绀弩夫人周颖、全国总工会、浙江省作协曾多次来信，希望姚辛外出的费用作公出报销，无果。1986年，得到时任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旭峥等人的支持，姚辛向工厂申请了一年的假，潜心修改《左联词典》书稿。

1987年7月，一年假期满，书稿没能全部修改完，他没如期上班，被工厂停发工资，没有了生活来源。已近60岁的姚辛，只能靠四处借款以及亲友资助度日。

更令他揪心的是，全部心血凝聚而成的《左联词典》四处碰壁，无法出版。尽管不乏老左联盟员和文学界名人帮忙，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给出版社写信推荐，楼适夷题词“志不强者智不达”，但出版依然渺茫。

1987年9月，姚辛两则日记提到寻找出版社之事。

9月底，聂绀弩夫人周颖为《左联词典》写推荐信给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9月28日……谢校长仔细看了我的《左联文学词典》目录说：是一部有价值的书……花了不少心血，就是写一两百字一条也是沙里淘金！翻阅了部分条目后又说：可惜目前出版不景气，出版周期又长，五十万字，字印小了还不行，稍大一些，就要六百多页七百页，定价就要五元多，油墨纸张再一涨价，就要卖六七元……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尽力推荐这部稿子。”

叶辉是姚辛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没想到的是，这根稻草，给他的作品带来了生的希望。

两个月后，叶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地址找到了姚辛的住处。家徒四壁。姚辛的境遇令他震惊。

见到叶辉，姚辛手足无措，随后到邻居家借来了一小撮茶叶给叶辉泡了一杯茶。

不久，一则题为《著书难为稻粱谋》的消息在《光明日报》头版右下角刊出，引起巨大反响。1990年，姚辛被借调到上海左联纪念馆，收入相对固定。先后有七家出版社与光明日报社联系，表示对《左联词典》有兴趣。但不久因《左联词典》缺乏权威组织认定其学术价值，出版搁浅。

有一家单位的领导表示愿意资助姚辛出书，但条件是，他也要署名，而且要放在姚辛之前，且不支付姚辛稿费。这个时候的姚辛，只要书能出版，什么条件都答应。但叶辉替他拒绝了，他想寻求别的支持路径，陆续写了几篇关于姚辛的报道和内参。不久，广东省江门市城建委主任侯普生看到报道，当即表示出资5万元。《左联词典》终于得以出版。新书装帧漂亮，由夏征农题写书名，夏衍作序，序文在左联成立60周年之际，由《人民日报》首先发表。这时已经是1995年，距离叶辉的第一篇报道过了7年。

此后，姚辛的《左联画史》、《左联史》出版过程无不困难重重，波折丛生。

与时间赛跑

叶辉报道二

1996年5月，《毕生追求的苦行者——记<左联词典>编纂者姚辛》，刊于《人物》。

他抚摸着手中那本精装的书，就像抚摸自己心爱的孩子，那书面上是4个烫金的字：左联词典。

厚厚的《左联词典》精装本，拿在手上沉甸甸的，那不光是60万字的分量，那是一个人38年的心血的凝聚。为了这本书，他几乎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叶辉报道三

2006年11月5日，《姚辛：执著的左联研究者》，刊于《光明日报》。

姚辛发现,参加左联的作家和文学青年有400多人,可在文学史上有记载的仅五六十人,左联大部分盟员失传。

左联退出历史半个世纪,史料尚未系统整理,《左联史》也无人撰写,令人遗憾!挖掘和抢救左联史料是当务之急!

姚辛决定寻访左联成员,核实左联史料,撰写《左联词典》。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昆明……姚辛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纵横数十万公里的“文化长征”。

这是一场赛跑，姚辛和自然法则的赛跑。

1930年成立的左联，盟员约400位，真正在文学史上有记载的仅五六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员逐渐老去，凋零。若是放任不管，中国文学史将因此留下一段段空白和一个个难解之谜。

姚辛研究左联始于“突发奇想”。在2010年3月10日刊于《中华读书报》的《左联研究艰辛路》一文中，姚辛自述研究左联发端于鲁迅逝世20周年的1956年。他发现，纪念鲁迅的许多文章都谈到左联，但书店也好，图书馆也好，没有关于左联的书。姚辛不想让这段历史丢掉，他想赶快动手，迟了，他怕来不及。

那时，风华正茂的他不会想到，书生意气的决定几乎让他赔上一生。

文革前，他已完成数十万字的鲁迅研究文稿，《左联词典》也完成10多万字。但这一切都在1969年的9月付诸东流，一部卡车开到家，抄走了他所有资料、笔记，整整三麻袋，连张纸片都没留下。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又重新捡起“左联”。

他的访问名单可列长长一串。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算起，就访问了近百位健在的左联盟员，走访数十位已故盟员的家属子女及知情者。

许多，曾经被历史湮没的左联盟员被公诸于世；许多，曾经被历史掩盖的左联史实谬误被揭开。姚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看过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作者邱韵铎，文中提到他在创造社的经历，可左联盟员中却没有他。姚辛多方打听，找到重庆，别人告诉他邱韵铎已去世，他找到其工作单位，意外发现老人还活着……

姚辛行程数十万公里，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图书馆、地方志办、文史办、政协、文化局、作协甚至法院、派出所和个人家庭，有些人多次造访，有些更是保持长期通信联系。他一一记入日记：“1979年10月5日……寄武继宗同志信一，内附至楼适夷同志、郑育之同志信各一，请教有关冯宪章、周文事也……”

更具难度的是，许多健在的左联盟员或是文化名人，或身居要职，区区一个工人，想见他们谈何容易？他以执著感动了他们，他们自愿推荐，为他的寻访打开方便之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姚辛拜访左联老作家聂绀弩，结识其夫人周颖。周颖被他的执著感染，为他提供各种帮助。一度，姚辛进京无处可住，获邀住在老人家中。周颖还介绍姚辛拜访夏衍、阳翰笙、周而复等左联老前辈。

但寻访之路还是艰难万分。他一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北京的车费就要20多元。查阅资料，查访盟员，短则数日，多则数月，食宿堪称巨资。一家人生活窘迫，常揭不开锅，需借债度日。姚辛的日记中不乏此类记录，“1978年10月1日……家用钱告罄，尚有一星期无法维持……”“1979年5月17日……商借上京旅费事也，终只借得二十元而归，只能补充日常生活之用……”仅1999年至2002年间，姚辛留下票据611张，共计4073元。他住过浴室，睡过候车室，被人赶，甚至还被当作坏人抓到派出所。

个中艰辛，无法言说。他昔日同事陈家标还记得，当时姚辛出门，常常一个馒头加杯水就是一顿饭。贫穷赤裸裸地逼视着这个家。1980年，夫妻离异。姚辛带着儿子度日。

“1985年12月25日……中午去粥店食粥、花卷……5时，仍去福建路粥店食粥、豆芽花卷……”“1985年12月26日……中午仍去福建中路粥店食粥、花卷豆芽……聊可果腹……”姚辛日记里这样的记录极为寻常。

在儿子记忆中，父亲一直都在忙碌，忙着各地跑，忙着去查资料，忙着寻访和左联有关的人。初中时，父亲常把自己一个人放在家里，一出门就是一整天。有时，儿子觉得父亲的心里除了写作还是写作。可整理遗物时，儿子发现，父亲把一双儿女小时候的照片都小心地收藏着。

翻开姚辛的旧日记，其中一页，大片的空白之后，有几行小诗，起行是：“那时候，我们多么相爱……”落款是：“姚辛记于1988年5月之夜，重见旧物，略为整理，聊作生活之纪念耳。”小诗之后，贴着几页已经斑驳的旧日情书。

执著半世纪

叶辉报道四

2010年3月10日，《姚辛：为“左联”而活着》，刊于《中华读书报》。

“关于左联我感到有干不完的事，别人不愿意干，我干。左联是个金矿，越深入东西越多。”2月26日，姚辛在电话里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姚辛告诉笔者，他目前手头在写的书稿有：

《左联研究史》：30万字，即将完成，内容是80年间学术界研究左联的整个历史；

《左联岁月》：以左联史实为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已完成20万字，接近完稿；

《左联史料正误》：针对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左联史料的错误，为避免以讹传讹，贻害后人，他逐一予以正误，目前已完成大部分章节；

《左联书话及其他》：已开始写；

此外还计划写一部自己研究左联的传记。

这是去年年初，姚辛列给叶辉的计划表，彼时，他踌躇满志。半个多月前，叶辉收到姚辛的贺卡，两人还通过电话。姚辛说许久不见，有些想念，待春节后便去看他。话犹在耳，不曾想，一贯精神很好的人，突然间，就故去了。

儿子的印象中，父亲姚辛从2005年开始心脏就不好。有一天还无故晕倒在路上，幸亏有人帮忙送医，才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从那时起，医生就常提醒他要当心身体。2010年夏天，父亲连续住了两次医院。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出院之后必须卧床静养，但每次在家待了两三天，父亲就忍不住各处奔波。

看到父亲这样“玩命”，儿女知道劝不住，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迟早有一天要倒在为左联奔走的路上。没想到一语成谶。

病榻之上，对着在书店里结识的忘年交姚涌进，姚辛念念不忘的是今年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杭州的一本书，另一个是上海的一本书”。在去年12月26日寄给姚涌进的贺卡上，姚辛也慎之又慎地写上了这两件事情。

杭州的是《左联之鹰》，手稿已完成，交到出版社。姚辛头七那天，与叶辉一道来看姚辛的是浙江省作协秘书长郑晓林，日子是专门挑的。

2009年的冬天，郑晓林来嘉兴看望姚辛。就在姚辛的小阁楼上，两人畅谈两小时。那时，《左联之鹰》已有了约五万字的提纲和若干散篇，但他一直在为出版费用发愁。去年4月，姚辛到杭州找到郑晓林，说书已经写好。怕姚辛着急，郑晓林当面就给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叶晓芳打电话，希望能出版《左联之鹰》，并希望给予最好的编校力量和最优惠的价格。出版社的预算是3万元，郑晓林当时就说，这三万元省作协想办法。

目前，《左联之鹰》已经列为浙江省纪念建党90周年重点出版项目，确定在今年出版。由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提供的3万元费用已经到位。心血马上就要付梓出版，只是姚辛却看不到了。

上海出版的是《左联之鹰（插图本）》。文汇出版社社长桂国强是姚辛在左联纪念馆的同事，两人相交20年。原定今年3月交稿，1月初，姚辛告诉桂国强稿件基本完成了。姚辛的突然离世给出版工作增加了难度，作为出版社建党90周年的献礼书目，出版社已经打算邀请相关专家参与编辑，让书如期出版，这是对姚辛的最好纪念。

叶辉觉得，姚辛最可贵之处在于，精神至上，不消极不退却，执著半世纪，只为左联而活。他的口袋永远是空的，心中却有着百摧不毁的信念；贫穷压得他腰弯背驼，但他的灵魂却始终直挺挺地矗立着；他以一己之力，做了一个机构做的事情。

在左联研究上，姚辛是孤独的，但他固守着这份孤独。

“我不愿追求金钱、名誉与享乐，也不愿过腐臭、发霉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让美丽的青春在庸俗里消磨……”这是姚辛的青春自白，他以自己的一生作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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