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确实是一个“特色”国家。别的不说，就说过年吧，我们现在就过两个年：一个新历年，一个旧历年。现在2011年元旦过去了，应该是公元纪年的2011年了，而我们还有一套阴历纪年，按阴历我们还没有进入2011年，还差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既是2011年又是2010年，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在这新与旧的混沌中，我们混混沌沌地过着。但国人心里都很明白，只有旧历年才像个年，鲁迅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虽然新历自民国元年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而至少在过年这一点上，仍然旧重于新，新不如旧。

其实我们也是很崇尚新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多得很。最近读到一首古诗，“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北朝民歌，据说表现了北方民族的尚武性格，我倒觉得表现了一种“喜新”的精神。若是一把旧刀，锈迹斑斑，钝得半天割不出血来，想来不会如此爱之入迷、爱之甚于“十五岁的少女”的。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国粹”很多，这固然值得自豪。但也许是“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孔子是个守旧派，“信而好古”，“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的思想，弥散着一股陈腐味。道家的老子、庄子，主张无为、退隐、避世。不光“不为祸始”，而且“不为福先”。《庄子·天地》中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游楚返晋过汉阴时，见一位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抱着瓮去浇菜，“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就建议他改用新的机械汲水。老人不愿意，并且说：这样做，为人就会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安于拙陋，不思进取。汉代初年推崇“黄老之学”，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 “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扼杀了人的自由，扼杀了创新和进步。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使中日两国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败后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濒临被开除“球籍”的境地，仍有人明目张胆地主张“凡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仍有人死守祖宗的那一套咬牙切齿地“绝不”。抱住毛的僵尸不放，为“文革”浩劫扬幡招魂的仍不乏其人。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社会转型转不下去，改革攻坚攻不下来，甚至有停滞、倒退之虞，不能不让人悲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鲁迅先生的这些话，真是深刻而精警。

有的旧也有旧的好，比如文物，时间越久、越旧就越值钱。陈年老窖，味醇香浓。“他乡遇故知”，“故知”就是老朋友，老友重逢也是人生乐事之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不少人都有怀旧、念旧心理。但是怀旧、念旧是一回事，守旧是另一回事。在康梁变法时期，康有为第六次上光绪皇帝书中说:“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不能落伍为文物，要不怕打破旧的，大胆建设新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注：我曾经写过一篇《新与旧》，发表在1987年5月12日的《淮北日报》上。这篇博文是在旧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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