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葱：离开诗歌

我经常写下一些叙述性的文字，记录我所经历的一些故事和一些心灵历程（当时刻骨铭心，现在看来，都是故事。）这些文字有的现在能够公开了，有的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给朋友们看。这篇文章写作于 2006年9月10日，那个时期，《诗选刊》由于当时省作协党组主要负责人的原因，处境很艰难。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越在困难的时候，我的“精神气”越大，事情做得越好，写东西越多。那十年，真的“造就”了我，这一点，我和那位原作协党组主要负责人谈话时也明确表述过，我这半辈子，“折”过但从来没有弯过，这大概还是我的性格使然。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对大家说，人这一生，无论是谁，无论外在看他怎样的辉煌和光鲜，内心也总有压迫、纠葛和冲撞。但世上无大事，我们是写作者，把自己经历中的都变成文字，就值了！

还是那句话：岁月如水，已远矣。

愿大家节日快乐！

郁葱2010年4月28日再记

其实这个题目，应该改为“离开诗坛”更为合适。我自从1988年到《诗神》，迄今已经将近20年了，在一个刊物工作20年，起码在我工作的河北省作协，也是唯一的了。这换来了一些“名声”，大家说我有定性，有耐力，前些天诗人李霁宇在我的博客留言：“中国诗人多半半路溜走，这是中国诗人总不成熟的原因。中国大约只有艾青等少数人写到七、八十岁。看你一直坚持写诗，真的很敬佩。诗是文学的金字塔尖，多数人包括我自甘沉沦，躲到金字塔的下面去避风雨去了，一叹！” 霁宇过于自谦了，其实，我更是一个俗人，自然会有各种欲望，有几次，我差一点就离开刊物，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是对了还是错了。

1994年，我就任《诗神》主编，当年38岁，是河北省报刊业中最年轻的主编。那时刊物的主办单位还是河北省文联，由于省文联主席是诗人浪波，经济上、人员上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当时的《诗神》主编旭宇先生执意要去搞书法（后来旭宇担任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萌生了退意，对我说：“郁葱，你还年轻，你接着干吧。”我和旭宇在工作上和个人交往上一直很有默契，是多年的忘年交。我对他说：“如果你不离开，我就总做你的副手。”当时搞了一次“竞争上岗”，本来，在这之前，我已经申请调离省文联，并且和浪波先生谈了。几位领导当时让我调离都是好意，都在为我的“前途”着想。记得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周申明还在师范街住，我去找他商量我的工作，对他说：“刊物真不好办，旭宇不愿意干了，我接了也很难。” 周公当即便说：“那来《河北广播电视报》当总编吧，干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你也有经验了，适合编报刊，现在这里正缺人手。”我想了想，就答应了。没过几天，周公打来电话，让我跟他去一趟北京，结识一下广播电视行业的“圈内人”，以后好开展工作。记得那次是在燕京饭店，我们和当时影视界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吃了一顿西餐，在场的有导演陈力等人。在路上和住处，周公一直在跟我商量《河北广播电视报》下一步怎么办，他问我《河北广播电视报》有没有广播电视厅机关报的性质，我说：“尽量不要有，还是要坚持走市场，娱乐化。”他很赞许。

我办诗歌刊物穷了这么多年，而到那里经济上基本上是“旱涝保收”，从现实生活上说，显然那里好得多，压力也会小一些，我真的动心了，回来后马上找到浪波先生谈了这件事。浪波没有表态，平日里浪波总是隔几天就去我的办公室坐一会儿，那些天他也不去了。有一天快下班了，我忍不住到他的办公室，跟他再谈我调动的事，当时他说：“你想好，你真的能不能离开诗？那个地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诗。哪儿没难处呀？”他知道我是性情中人，这几句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我的想法。哪儿有哪儿的难，直到现在我还是总想这句话。记得那些年刊物经济状况虽然也不富裕，但比现在要好得多，每年都在北戴河开一次诗歌笔会，邀请一些著名诗人和本地诗人参加。有一次，开过会后我们俩在东山鸽子窝的海边散步，他对我说：“写诗这东西别太着急，别停下，总慢慢走，就比别人走得远了。”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要沉潜、低调、不张扬。不在于谁在某一瞬间走得多快，而在于谁能一直好好走，一直走到底。”这种心态的确是受到了浪波的影响。

就在这时，当时省文联主管刊物的“党组成员”鼓动几位同仁来与我竞争《诗神》主编，但都被拒绝，就剩下我自己“竞聘”。我这个人经不起“激”，你越不想让我干，那我就越要干好。参与竞聘《诗神》主编之后，《河北广播电视报》就不能再去了，周公后来打电话找我过去，对我说：“浪波是我的学生，正在用人，我怎么好再拉他正在用的人，你在那里好好干。”周申明先生是领导，更是长辈和学者，是我相当尊敬的前辈，他理解我当时犹豫和矛盾的心态，本来已经安排好了的我的工作调动，就这么搁置了。

第二次是在2001年，当时省作协已经从省文联分离了出去，成为一个正厅级单位，《诗神》改为《诗选刊》也已经一年多了。我一直认为我不适合在当时的省作协这种单位里工作，改刊又经历了一场风波，我对铁凝说：“《诗选刊》我把底子打好，然后就交给别人。”但当时的恶劣环境已经让我忍无可忍，而我又不愿意因此伤害我多年相知甚深的朋友，便下决心离开。跟省文联的几位领导李世文、冯思德、郑世芳商量后，准备调回省文联，当时的想法是我过去后恢复《河北文学》（这个刊物现在的名字叫《当代人》），把它办成一流的杂志性文学月刊，尽力复兴它曾经的辉煌（《河北文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刊较早的文学期刊），然后再办下半月刊，在经费上补贴《河北文学》。在这之前，我对省作协主管刊物的副主席、我的诗兄刘小放谈了，他觉得突然，就对我说：“再等两天，我想一想。”几天后我又找他，他还是没有回答，只是说：“我跟党组书记谈了，要不然你就写个文字的东西。”我马上写了以下文字交给了他：“省作协党组：由于工作原因，我请求由省作协调入省文联工作，请党组批准。感谢省作协同志们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及我本人的关怀。此致敬礼。郁葱2001年2月13日。”

晚上，小放给我家来电话，对我说：“我想了好久，走吧，只要你觉得好，对你的情绪和身体好。总是这么压抑，时间久了怎么行？我同意了。”放下电话，我给铁凝打了电话，对她说：“我想好了，离开省作协。”她想了一会儿说：“郁葱，你知道，你对省作协很重要。”这句话让我心里很难受，内心突然有一种复杂和温热，我说：“好的，容我再想一想。”第二天早晨，很早，大概还不到七点，小放打电话来说：“我想了一夜，一直没怎么睡觉，我又改主意了，我不同意你走了。去那边你的心情和环境会好，可你丢不下诗。你对诗歌这么执着，放下对你还是个折磨。我太了解你了。”这些话让我也犹豫了。当天，我曾经在《诗神》的同事、省文学院院长王文计也在电话里说：“你在《诗选刊》正当其位。去哪里都不在位，不能走。”我知道，他说的“在位”是对诗歌而言。而此时，恢复《河北文学》的思路也不一定能很顺畅的实施，这也延缓了我调离的决心。

但我知道，如果留下来，就要继续我的艰难：《诗选刊》没有经费，上面想起来就给两万，想不起来就根本没有。编辑部的人员从《诗神》时的八个人减到三个，一直到后来仅仅剩下我和张庆岭，怎么可能还要在支撑日常编辑事务的同时再去外面跑“赞助”？而且，坦率地说，跑“赞助”也不是我的所长。我必须请外面的诗友们无偿为我们编稿（有时编辑部有了一点经费，才能发很少量的编辑费。我们的社外编辑上网、发特快专递、寄稿都是自己花钱，甚至连外出开会的机票至今还在我的手里……）。直到今天，支撑这个刊物的实际上是我的性格——理想主义。

终归，对朋友的情感和对诗歌的留恋注定我还是没有离开。想一想，还不止两次，当年省政法委成立不久，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去充实机关，当时的党组副书记与我谈了，想调我去任省政法委的一个什么职务。我没有去，当时好像我对那位党组副书记说，我来省文联，就是要写东西和编刊物，其他什么也不考虑。其实客观地说，仅仅从世俗的生活上来讲，这些单位，都比我现在要好得多。而且不是说离开刊物就是离开了诗歌，我的大部分诗友也没有在刊物，诗都越写越好。但在《诗选刊》，就必须要天天把自己溶进诗里，可从我的内心，总觉得离诗很近，离这个“圈子”很远，所以我也一直在说：“接近诗，远离诗坛。”

现在想，如果我当时真的离开省作协，反而会离诗坛更近一些，可能对诗，会有更多的好感觉，这个小圈子里让人厌恶的丑陋，也会被我渐渐淡忘，但许许多多值得珍视的，可能也就随之丢掉了。

岁月如水，已远矣。

200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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