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子”书包忧思录

“小呀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孩子们上学本该是轻松愉快的事，可近些年，小儿郎的书包却压得幼儿心灵透不过气来，家长们也领教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厉害。

“大肚子”书包面面观

书包愈来愈重。据对齐河县表白寺镇小学生的抽样结果显示，该镇1995年春季一至五年级小学生人均购书25本，其中教辅读物14.2本；初中学生人均购书34.3本，其中教辅读物15.7本。称其重量，小学生书包重达5000克，初中学生书包6000克。

书本资料既多又杂。有九年义务教育统编教材、补充教材、乡土教材、五花八门的教辅读物，有基础训练、习题集、自测题、单元过关题、标准考试题，还有粗制滥造的训练册、质量优劣的辅导材料、作文、各种能力、同步。

书价越涨越高，据德城区一所学校提供的课本价格统计，小学课本读物平均提高了6.9元，初中平均提高了20.70元，高中平均提高了9.5元。

书包何以沉重

小儿郎书包胀大，学生负担过重已由过去仅仅是学校行为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目前是整个社会都开始介入往小儿郎书包塞书、加负的行列，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望子成龙”的奢望。广大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情迫切，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争相为孩子购买各种教辅读物、复习资料。

二是“应试教育”的弊端。社会上评价一所学校、一位教师往往用“升学率”这把尺子。有的学校任意超纲扩大知识范围，打“资料战”，搞“题海术”。

三是利益驱动的后果。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使许多人盯上了“小书包”这个大市场。有些单位和部门滥编、滥印、甚至盗版，偷印未经国家教委、省教委审订批准出版的各种基础训练、教辅读物，销售对象自然是中小学生；个别教研员、教师为评职称、写论文、搞专著，便与出版部门的个别人相配合，我负责向学生推销，你在专著论文上给我挂个名，两厢情愿，相得益彰，个别发行部门与学校联手，你向学生推销多少书，我给你多少回扣，于是乎，个别校长、教师见利忘义，强行推销，“吃孩子”;为追求营业额、得奖金，个别发行部门和人员强行搭配教辅读物，你订一本数学课本，搭配一本数学基础训练、一本习题集、一本单元过关题、一本标准化考试题。

“大肚子”书包的危害

一、影响了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书包过重，不堪重压，步履蹒跚，造成肩膀倾斜，脊椎弯曲。

二、造成学生体质下降。据国家教委最近提供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资料表明，因课业负担过重，造成中小学生体型偏瘦，耐力下降，近视眼发病率居高不下。

三、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过多的资料，过难的作业题，造成了幼小心灵的沉重负担。

四、促成学生厌学、辍学。据统计，学习基础差的学生由厌学而辍学占辍学人数的近70％。

五、冲击了九年义务教育，影响了民族素质的提高，影响了祖国未来的前途，加重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

路在何方

书包胀大，学生重负，根子在社会，出路在改革，解决的关键在领导，否则将流于“天天喊叫”，并无实效，取其良药妙方如下：

深化改革。走改革的路子，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把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上来，改革教学方法；实行“少而精”、“启发式”，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课堂负担。

制度约束。建立严格的中小学生教学用书由省、地教育行政部门审定选用目录制度，新华书店按选定目录在本区域内征订发行制度；中小学教学用书订单交县市教委审核、批准、盖章制度；严格征订程序，按时交书付款制度。

首长负责，“五家”共治。各级政府统一领导，实行首长负责，齐抓共管，严把“五关”，即出版发行部门严把教学用书的出版、印刷、征订发行关；教育行政部门严把教学用书选用订购关；工商部门严把质量关；物价部门严把书价关；监察部门认真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社会监督。教育部门将每年审定的春秋教学用书行为公布到各级各类学校，在报纸刊登，向社会公开；请新闻单位协助，加强舆论监督，设立监督电话举报箱，实行全社会监督。

严肃查处。每年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深入学校查访，对违犯上级规定乱编、滥印、乱发行的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实行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给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纪律处分。

令人欣喜的是，学生负担过重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总理、副总理亲自抓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省、市政府也相继发下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教学用书管理的通知》等文件，教学用书目录已见报端，过去靠“吃孩子”发财的人也日渐收敛。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观念的转变，“三乱”的治理，小儿郎背着书包欢天喜地上学堂的春天就要到来。

注：本文与李向阳同志合写（均用笔名：黎阳、君晔）， 发表于1995年3月25日《德州日报》周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