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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另类”过年

孟祥海

中国人一般对“过年”都比较重视，而鲁迅先生的“过年”却颇有些“另类”。

鲁迅过年喜欢买书。20岁那年的除夕，他写了骚体诗《祭书神文》，表达了自己读书的志向与求购“异籍”的愿望，而这一志向和愿望可以说影响了鲁迅一生。

后来，每逢过年，鲁迅总要买书。据《鲁迅日记》载：1913年春节，他购书60册；1915年过年，买《说文系统第一图》拓本；1925年过年“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6本”；1933年过年到内山书店买书8本；1934年过年买《日本廿六圣人殉教记》和《东方学报》各一本。

这样的书账，从鲁迅1912年去教育部任职开始，到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这也算是鲁迅先生的“另类”过年。

鲁迅过年十分俭朴。1928年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过年，鲁迅只上街买些点药和水果。1936年1月21日，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过年景象……家中只买一点食物，大家吃吃。”可见，鲁迅不像普通人那样大办年货，为吃忙碌。这是他有别与常人过年的“另类”之处。

1931年初，鲁迅因左翼作家柔石被捕而受牵连，他“挈妇将雏”避居上海花园庄旅馆的斗室达一个多月之久，连春节也是在那里度过。1932年大年初一，为躲避战火，鲁迅跑到日租界的内山书店避难，这或许是鲁迅先生一生中最惨的一个春节了。这样的过年也真够“另类”的了！

1933年过年，鲁迅安排年夜饭，邀好友雪峰来聚饮；他还以53岁的年龄，多病文弱的身体，亲携爱子，爬上房顶，大放花爆；在他多灾多难的生涯中，实属罕见。为此，他专门作了《过年》一文，文中写道：“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对一向看淡过年的鲁迅先生来说，这算是过得最“另类”的一次了。

1936年过年，鲁迅在日记写到：“阴历丙子元旦。雨。无事。晚雨雪。”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寥寥数语，透露出鲁迅对现实人生关注之深切、对社会黑暗揭露之清醒，他时时刻刻牵系着民众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

纵观鲁迅先生的过年，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太注重物质上的需求，不为过年而劳心费神，而更注重对过年的文化内涵的追求；他从不因过年而停止工作，而始终以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来关注众生和民族前途，这正是鲁迅有别与常人过年最“另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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