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批评

柏桦

之一

今世何世？杨牧何人？以这样一个标题来提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太抬爱他了？明明他已过气，已成陈迹。一切俱往矣，会不会说我是对他又一番炒作？

或者说，即使他作恶多端，旧事重提，会不会有不依不饶之嫌？

十几天前我住进医院，九死一生。从高楼病房望着窗外灿烂阳光，阳光下粼粼翻滚的大片蜡质树叶，在对生的鸟瞰与向往中，以及梦中，始终挥之不去的竟是与杨牧的桩桩件件。

我是个极端记恩的人。一个小单位-----石河子文联的发轫之初，那是一生中难忘的历史啊，个中的无数愉快我能忘记么？

也因此，我同时是个极端忍耐的人，打落牙齿和血吞。但是，如果打落的太多，吞不下去了，也可能喷一点出来，喷到对方的脸上。我把他的好记了一生，把他的坏隐了一生，今日，他荣华也享了，富贵也有了，人也退休了，我选今天说话，也不至于影响他的升官发财了，仅仅为了沉淀一下历史。

他一生对我作了无数坏事，我都隐忍，最终导致我要说话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绿风》网站上，在谈及《绿风》发祥史的时候，列举或曰讨好了不同年龄不同时间的许许多多同仁，居然好像从来不存在过柏桦。好比说，骂人藐人用白眼看你，无论多么卑劣你都可以忍受，唯独他说你不存在，你没有降生过，你能受得了吗？尤其是他以司马迁的口气来篡改历史，这实在比通常的谎言更加误人！

也就借这个机会把他的相关事情说说，也让后人知道中国文坛曾有过的一些怪异，例如政客文人、阴谋文人，以正视听，以利于青年们免遭误导，更好做人。

与此相应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是，石河子史志的文化艺术部分正是本人执笔，我可没有他那胆量去篡改，我只能一切照事实。写至杨牧，也绝对没有一点歪写贬损。

而世事正是这样，你越善良他越咬你。就像两条狗互咬，他可能认为不过瘾，他要的是你不咬他他咬你，那是何等霸气！

我写这些已经不是不吐不快，时至此情已是不吐不死。我趴在病房的窗台写着，蓄之既久，必欲发之。

之二

那时候文艺复兴，各地市纷纷建立文联。杨牧、李瑜、高炯浩、我，还有出名比我们早的石河，我们几个当地当时的诗坛草莽，聚在李瑜家中。我们几个当时已经都在诗刊、人民文学或其他全国大报刊发过作品，在当时算作引人注目了。在那栋兵团早期修建的黄色墙壁的俄式平房里，有一间是李瑜新婚的家。李妻宋祖祥忙前忙后炸着虾片，我们边吃边议。其议题一是如何成立文联，二是对未来杂志的概念策划，比如，是不是以《石河子文艺》为基础，叫什么名字，内容构想等。我们要在虚无的空中抓住一团气体，把它团出一个小小星球来，何不快哉！

当时杨牧才从农场来石河子不久，居无定所，在文化馆支了一个铺板。好像是在杨树的鼎力帮助下才在文化馆有了一席之地，石河是出自纺织厂，经由文化馆进入文联，我是从1960年读兵团师专就在石河子，接着又分在石河子教学，从学校进入文联。李瑜是1965年的武汉支边青年，高炯浩在石河子年数也比较长。

这都是美好的往事。

可是，遗憾的是，开朝的只能是开朝，只准你开朝。文联成立后，杨牧虽然不是主席，但他主宰着文联。于是大门紧闭。高炯浩没有能进入，经多方努力，进入了石河子报社。这在当时我们的认识中，当然不如文联，不能与神圣的诗坛相比，始终有一种被排斥在界外的遗憾。又过了若干年，高炯浩又一次希望进入正统文学单位的努力落空，他调入了自治区《工人时报》。李瑜也是未能进入文联，若干年后调入《乌鲁木齐晚报》，又若干年，官至总编，总算少了一些遗憾。还有自军区文工团转业来石河子的杨眉。这么一批被认为是当时当地诗坛的才子也罢，诗杰也罢，都与文联无缘。

我在石河子历史长，认识的人多一些。但那时调动一下的确不是容易事，找到师（市）党委书记兼兵团副政委刘炳正，他同意了，又找到管文化的副书记范野农，他同意了，又找了宣传部长陆振欧，也同意了。他们都说到：你这样教龄长的教师，马上面临升两级工资，建议你不要放弃这两级工资，等以后再调。被诗歌热情烧红了的我，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要错过文联草创比较容易进入的机会，毅然调入文联。这一点我终身不悔。

从李瑜、高炯浩等的事可以看出，杨牧一开始就是政治文人，深谙远交近攻，深谙用人只用一段，深谙打江山的不让你坐江山，深谙朋友很难替代党羽。

有一个女诗人叫赵雪勤，以前与杨牧同在148团场，尊杨牧为师。有一次赵雪勤来石河子开人代会，在我们办公室楼下碰到我。她说她很苦闷，想调到市里来，请我帮帮忙。我带她找了师市领导范野农等，又找了文联主席杨树，获准，文联出公函借调，但实际上由赵雪勤自己找单位。这就已经大喜过望了。因为是周日，只好多跑路，我又带着赵雪勤跑到文联秘书长金笛家，拽上他到办公室去盖章。我们办公在三楼，赵雪勤很快联系上二楼石河子电台台长张和钟，同意借调到电台，借调期间没有工资。这照样是很好的事。后来张和钟准备正式调赵雪勤。他为了报送领导时顺利一些，希望能听到当地文学界的意见，希望得到支持。但是，令张和钟百思不得其解得是，他认为一定会表态支持的杨牧居然不说支持的话，张和钟以为是自己弄错了，后又几次向杨牧提到，结果居然还是一样。每每上班下班在楼下碰上，张和钟都要愤愤不平向我提到。杨牧这种态度，其中奥妙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可以理解为他不愿意过去了解他的人现在离他太近。杨树当初答应了用文联的名义，算是做了一件善事，张和钟更是难得，终于还是把赵雪勤正式调入了电台，从此她开始了新闻生涯，据悉现在她在新疆法制报工作得很好，还成了新疆十大杰出记者之一。

之三

长者杨树应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石河子诗歌的凝聚应该归功于他。

某日上街，我从我任教的纺织厂中学走到商业处办公室前。那是路边的一排小平房。我见门前贴了一张不大的告示样的纸，便穿过林带过去看看。那是一张油印的《三夏战报》。在那上面有一首小诗，写收麦的，好像写了康拜因割麦的气势。这在当时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来说，是不错的。我就注意了一下名字，叫杨牧。我第一次知道了在石河子的农场有这样一位作者。这张小报正是杨树所办。杨树过去是兵团《新生报》的编辑，这张报是反映兵团新生人员生活的。杨树50年代就写诗。现在，他结束了下放生活，到石河子在农八师宣传科当干事。这些经历，尤其是他的热心，在当时就足以成为我们的领袖人物了。在中国几乎所有刊物都被关闭的时代，这么一张小报也足以成为大家心中的圣地。杨树先是住在农八师招待所艾青的隔壁，艾青也是才从农场回来，杨树后又搬到纺织厂的一间半截窑洞。两处距离都离我任教的纺织厂中学不远，看望他们都很方便。

很巧的是，杨树还是党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联草创期间，杨树自然是首脑、核心。杨牧有一句话说：要高举杨树的大旗。

当然这句话可以多重理解，一是有了旗帜可以聚集人马，二是有个旗帜可以利用，三是旗帜可以顶责任。

文联的主席由延安时期演过白毛女的，曾任文工团团长，当时是宣传部顾问的王芳担任，这当然是上面的旨意。杨树是副主席，杨牧是秘书长，杂志由《石河子文艺》改为绿洲，《绿风》为诗歌刊中刊。杨树任主编，杨牧任副主编。

但是杨牧颇善于集权力于一身。杨树越谦虚，杨牧就越“当仁不让”。绿风诗会发邀请函的时候，虽然是统一打印的信纸，但几乎都是杨牧留言留名后发出。实际上就是利用国家提供的机会和资金建立个人的人际圈。以后各地可以回邀他，他就有了理由用文联的钱去“出差”“开会”，诗稿也可以到处刊发了，既有了名又有了钱。整个是一个将公化私的转化。他把这个发信权看得很紧。有一次杨树发了几封邀请函，当然也会留言留名，不知杨牧怎么知道了，又不便直接问杨树，就来问我。

绿风诗会之后，果然，杨牧不断收到回邀，乘东风接连到各处赴会。这时，杨树看到石河子或曰石河子文联诗意兴隆，提议把原来的杂志改为《绿风》诗刊。我表示了同意。杨树委托我起草了报告。等杨牧回来后，此事已办完，他向我询问了这件事的经过，认为杨树这个做法不好。

之四

我属于感恩型，任何人对我有过的只要是实在的赞誉，都会铭记在心。

绿风诗会后，我写了一篇记录诗会的散文，采用了抒情性笔法。题目是《绿风，在准噶尔荡漾》，发在《新疆日报》一个显著的位置上。杨牧外出回来，我去他家看他。他马上递过那张《新疆日报》，说，你看你看!我接过报纸。只见那篇文章旁边他大大地写着几个字：“真诗人也！”又说，这可不是当面才吹捧你吧！我一看过就写下这句话了！

另一次，他读了我一篇长抒情诗，他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就像一个强烈摆动的钟摆，几乎要控制不住了，几乎要挣脱支点了，而我，是想摆却摆不起来。

直到今天批评他，我也不会忘记他善待我的地方，甚至，说到这里，笔调也格外柔合起来。

我却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要对我残酷打击，而且越来越升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如果硬要找原因，直到今天我也只能找出一些不是原因的原因。

一是某次我说吹捧他的话，说道，今后的杨牧传还是柏桦来写吧。但我决不是写一个完美的杨牧，一定有缺点，有喜怒哀乐，有血有肉。他笑笑，未语。我心中一凉，大概那个“有缺点”犯了忌。

二是绿风诗会之前，他已经住进市府小区一套楼房，不过，房子有些旧有些小。这时，给我分得一套新的比他大一点的楼房。分房子的规律肯定是越晚房子越好。我正搬家，杨牧找我商量，问我房子能不能先让给他，因为诗会的时候他好接待朋友，等诗会过后再给我另分。我婉言推辞了，我大概不应该去假想，他是在借开会之机掠朋友之美吧！当然，我还是游说房管员仇国良给他分大一些的新房。后来他分到了，至于我的游说起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

三是我被安排去五家渠参加一个小说创作会，而我是写诗的。回来的时候，石河子报刊登的文联及绿风杂志“分官”名单豁然在目。平时被他们都认为很重要的我，连一根稻草也没有分到。杨牧要用位置做筹码去交换他的官位。但是，一头老黄牛起码要喂一把草，哪怕是哄一哄吧。我这个连两级工资都可以放弃的人，并不在乎什么一个杂志里的“官”，但过度的失衡使我坐在编辑部里自觉脸在发烧。

但是，黄牛就是黄牛。我没有在任何场合吱任何一声，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悄悄打了报告，拟创办一份报纸，当时全国改革风头正劲，农八师政治部主任祝谦极具眼光，全力支持。报纸很快获得自治区批准并得到刊号。其间杨牧又受邀在外面开会。他回来后得知此事，即赶到我家，很恳切地提出希望我停止行动，回到《绿风》，说，“老兄一定帮我一把，这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心痛的。《绿风》有我的滴滴汗水，有我的喜怒哀乐。我又一路步行把他送了回去。这包含着我对《绿风》的深深依恋。但是，其实我又是最不被需要的人，所以，走了我自己的路。

也因此，他就可能转而为怒，认为，别人会说，你最好的朋友都留不住，肯定是你的问题；而许多许多具体事情又少了一个“干将”去卖力。

我再想不出什么事开罪于他了。除非，我育有两男一女也烧红了他的妒火。

有人说到我和杨牧的关系是一山难容二虎，这实在是过分抬举我了，我只是一只羔羊，哪里能对他构成一丝威胁？

之五

我得到的第一个报复是杨牧的一句话。

我们新办的报纸诞生了，获得上上下下的好评。我打报告要一套办公房，书记刘炳正当即批准。以至这件事轰动全市。有一天，新疆出版社的编辑、写长篇小说的朋友文乐然来这个办公处看我。他说，老兄，有些话对你不利呀！我很奇怪。因为当时我听见的都是赞扬，还有新疆日报等报刊对我办报的宣传。我问什么事，他说他到杨牧那里坐了坐，问柏桦现在在哪里，杨牧说不知道。可我的办公处与杨牧住处同在市府一小区，与他仅一楼之隔，在楼下遛马路就能打照面。市长王中俊等领导也来看过，这应该是许多人熟悉的地方。

接着，我的《绿风》编委被他拉掉了。而与此同时他仍旧接受着我们报纸对他任指导的聘请，在我们的报纸上还绘影图形介绍着包括他在内的当地若干诗人、作家。他总不至于说：“那是你的事，我就管不着了。”

接着，在我的第二次婚姻遇到一些波折的时候，他伸手策划了“家庭动乱”，其实也是欲摧毁这份报纸，使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

再就是，文联里小于离婚了，没有房子。他可以去找市府管理科嘛，可是，在我有时住办公室的情况下，杨牧又一手策划了把我那套房子夺走。其间房子里还住了人，人们可以设想要什么样的计策、手腕才能夺走。当初杨牧找我商量这套房子先给他用没有如愿，这下他可无数倍得到心灵补偿。我对他实在服气了。

不过，有一件事情很有戏剧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很强调刊物自负盈亏。作为一个地区级的诗歌刊物面临生死存亡。一天，杨树来到我的报纸办公室，说，把《绿风》卖给你，5000元，可以吗？我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思考，这等好事居然没有接受。不过，要是真接受的话，也是白接受，我们国家政策多变，一转眼又会收回去的。

之六

我的性格逆来顺受，不以受欺负为恨，而以暴露受欺负为耻，这些事以至我几乎终身缄口，许多人则更以为我是杨牧的朋友，而把对杨牧的恨转移给我。

在石河子子午路口碰到丰收，他说，你的好朋友杨牧可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他把桃子摘光，一个不留才离开这里。

许多人一开口就说，你那个朋友杨牧算是诗人吗？那是政客！

1993年我路过成都，到了四川省作协。先去看叶延滨，才打了个招呼，他就说，你去看看杨牧吧。很显然，他把我当作了杨牧的“朋友”，颇为戒备。当然，我也得去看看杨牧。他穿着挺直的白色衬衣，动作得体，身体发福，远远不像当年，而是修炼得很像个久居官场的省委副书记的模样。而我，因为是到南方走动，一副行者的样子。彼此微笑，互问了几句隔靴搔痒的话，他就被请去大约是主持一个会议，在同楼的一间，我目送他走了进去。

直到离现在七八年前的一天，我坐到诗刊小会议室与叶延滨面对面的时候，叶延滨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你怎么会有杨牧这么个好朋友好老乡啊？我说，你也是半个四川人，他也是你的半个好朋友好老乡啊！

1993年我到重庆见到傅天琳，她自然也认为我是杨牧的朋友，直到验明正身，才道出了肚子里的苦水。

这就是杨牧的本事。把你整死，他也会让外界认为你是他的朋友，认为他的朋友满天下，认为他广结人缘，没有对头。无论台下怎么踢你，台上他一定对你微笑。高明至此。

之七

毕竟我和杨牧是“朋友”，所以，多年来，关于他的消息依然不断有人告诉我。

首先是他为了调到四川作协，对已在那里站得很稳的《星星》诗刊主编叶延滨表忠心，表示，如果调去，自己只当创作员，不问其他的事，也就是说不会觊觎叶延滨的位置和权利。而他一旦调去，就开始了打楔子。首先是要进入《星星》诗刊。他向叶延滨流着眼泪下跪求告：让我进入《星星》吧，不然我还有老母、老婆和三个女儿，他们依靠谁呀！进《星星》与养家的逻辑关系被他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了。

自他进了《星星》，他如何扩张，如何与叶延滨角力，如何升为《星星》的头头，直至升为作协的主管“官员”，这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他怀疑心特重，一旦怀疑谁，宁肯错整，不肯放过。他曾怀疑重庆女诗人传说他初到四川还没有住处的时候，求告管理房子的人“借”房子住一段。但是当到期人家来催还房子的时候，他不但不还，反而说：你借房子给我是违纪的，你再催，我就告你！

房子事件被传得沸沸扬扬，据说他费了好大劲才查到“源头”，于是，各种谣言各种匿名信铺天而来，围剿女诗人。女诗人冤哉枉哉，向我谈起时双泪俱下。可怜的绵羊般的女诗人！

杨牧很注重关系，某次从外地回来，在家请客，很热闹，有我等。还有一个连被请者自己都犯晕的人----文化馆馆长杨直斌。也许这一饭之情正是我多年缄口的原因之一。我毕竟只是凡夫俗子。后来，杨直斌在我面前，每每提到杨牧，总是诡秘地一笑，再无奈地摇摇头，说，杨牧，真是聪明，真是聪明。当时文联没有独立的帐户，财务由文化馆管。杨牧飞来飞去的费用，当然会争取到最大的弹性。也许后来飞得太多，要求的弹性过度，杨直斌无法承受，态度有了改变，见了人就直接开骂杨牧，说他简直是拿国家的钱买个人的名声。

直到现在，杨牧的这种性情依然不变。近年，他仍多次前往他的发迹地石河子。常常兵马未到，电话先行，总喜欢有领导陪陪，有记者跟跟。花国家的钱，弄出点新闻，是在是聪明之举。使人想到流浪王子还要摆谱，想到元妃省亲，招摇一路。

其实，一介书生，还是实在一点为好。

之八

至于杨牧的诗，肯定他有一定的才，但决不是文学界某些曾经当权的人物评价的那样。权力是有期限的。期限一过，他的诗也渐入灰土。走官路写诗的悲哀正在于此。但好处是能应景应时，挣来官帽和钞票。

他的代表作《我是青年》你再读一读，诗里充斥着排句，其语势颇像文革表忠心的决心书；又满是“是”字结构，像政论文的判断句，也像小学生诗歌“春天是什么夏天是什么”，这些我们自己在幼稚期犯的毛病；诗里也充满浮躁的表面化的韵律，像大跃进民歌。

他不是没有好诗。我读过他的一首写家乡的诗，写嫂子在河边洗衣，手指头被冰水浸得像红红的萝卜条，很有感情，只发在一个级别不高的刊物上。我说，这是好诗，他说，他也这样看。但是，这样的诗却不能引起重视。他为什么专攻标签诗呢？一句话，为了眼前利益，为了升官发财。而我自己无论在人民文学、诗刊发表的诗作就从不愿意贴标签，即使有一首是宣言性的诗，也表明

“我本是心灵的火焰啊，谁愿做昧良心的欺诳。”

是的，杨牧的诗给杨牧带来了官位，但是，也并非处处如意。在《诗刊》最赏识他的时候，他当了《诗刊》编委，据说他还可能调到诗刊当什么头头，甚至逐步进入中国作协的领导层。但是，《诗刊》领导更迭的时候，不但没有他，连他的编委名字也被拉了下来。他最大的梦算是破灭了。

更有趣的是，某年他去了印度，《诗刊》发了他的一篇诗作，居然是泰戈尔诗歌集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在讽刺自己江郎才尽。之后，我再没有看见他在《诗刊》发表作品。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他居然在成都公交车上倡导一种所谓公交诗，这不仅是他的一种自我讽刺，简直也是赤裸裸倒退到大跃进民歌，或者，干脆把诗歌政治化，犹如他自身把诗人身份政治化一样。

不过我明白，其实他是千方百计要显示自己没有退出诗坛，而是焕发着创造力。

去年，《星星》诗刊一个朋友在电话中说道,杨牧退休后很孤独，没有什么人跟他往来。因为他走的是官路，官路必然有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何况他的官路走得很不敞亮。

之九

杨牧是中国错误政治的受害者，最后又成为中国错误政治的推动者。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出错误的政治手法打击别人。他把自己锻炼成为一辆坦克，一边进攻，一边铺筑道路。但是很不幸的是最终前面是和平村庄，这辆坦克只能开进历史展厅。

错误政治产生三种人，一种，被打得丧失能力；二种，害怕政治，远离政治，专心业务；第三种，则是报复社会，以过去别人整他的方法加倍整现在身边的人，疯狂向社会夺取。

这是中国过去政治的悲哀。

现在报纸多，杂志多，发表阵地多，又是市场经济，媒体以质量求生存，作者自由竞争。杨牧现象应该说已经减少了重新发生的几率，许多作协人选也更加注重了民意。但愿这些话不是我的稚语。

以前人们说文艺界不正常现象是：写不了作品写评论，写不了评论抡大棍。杨牧其人，笔棍并举，文武兼工，确是人杰，信已哉。

杨牧其人，明明是政客，如果真的混迹政界也罢，你是肉食动物，人家也不是吃素的。可惜他是狼入羊群，可怜了一批文坛羔羊！

杨牧的几十年犹如一个冬季，雪藏了许多，耀眼了许多，天气一过，绊脚的土坷垃，暗器般包谷茬还要露出来。也如一场戏剧，过气了，谢幕了，我们走进后台，看见人们帮他洗尽铅华，还他一个本来。

我在病中一天写完此篇，十分疲劳，但愿它对文学青年有所提示。四天来，每天要往我的血管里注入3升液体。从上午提笔，现在已下午8点，其中9个小时是左手戴着吊针，右手拿笔就着窄窄的窗台在写。

所幸我不会像杨牧一生劳累为一个“争”字。出院之后本人留得残生，闲云野鹤，恣情山水，优哉游哉，不知所终。这样也再次成全杨牧，让他最终把我“忘却”。

（2007-11-18，周日写，12-8录完）

2008-2-2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