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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祥海

中国人拜年有讲究，但拜年可见一个人的性情。据记载，清道光21年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祝大典。之后回到家中，拜见父亲。然后就出去到各处拜年。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也多是朝中的大官；拜完老师，再拜湖南同乡，这其中不仅包括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湖北籍的。最后是拜“同年”，即同学。曾国藩是一个道德修为颇高的人，他对人际关系学的研究极为透彻，并且也做得很好。就拜年这看似人际交往中的一般性的礼节，他都做得滴水不漏：对于师长辈，他贯穿一个“敬”字；对于乡辈同僚，他则恪守一个“谨”字；对于同年，他则奉行一个“亲”字。从曾国藩拜年的中，可以看出他对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把握得极有分寸，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性，其为人之精明可见一斑。

而并不太注重这种传统礼节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据说，有一年，有一知名人士大年初二去给他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人都在忙，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声“春节好”就要跨步进门，不料钱先生只露出一个门缝忙拦着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的忙着写东西，他常说时间不够，生命有限，工作安排不过来，外人以为是说着玩的，不想他真的是和时间赛跑，日日有计划有安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天大的事。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世间少有。

就“拜年”而言，无论是曾国藩的注重，还是钱钟书的淡定，都显示出了两人不同的个性和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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