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我了解，您和您的研究团队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您能简单地归纳一下这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及其意义吗？

钟：这次课程改革不同于以往七次课程改革之处，就在于它从保障每一个人的“学习权”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理念——“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这就清晰地界定了新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保障每一个学生与生俱来的“学习权”，求得每个学生充分地、自由地、多元地、和谐地发展。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所谓学习权，是指每个人天生就有的“阅读、写作的权利，提问深思的权利，想象、创造的权利，读懂自身世界和书写自己历史的权利，分享教育资源的权利，发展每一个人的智慧以及所在集体的智慧的权利”。这个解释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这个思想起点很高，归根结底意味着教育基本价值的转向，这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从强调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转到强调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新课程针对应试教育背景下过于彰显教育的筛选、选拔功能，注重少数“精英”学生的培养，转到素质教育模式下凸显教育的发展功能，注重对全体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当然大众教育并不排斥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而是在提升所有学生的基础上，为每一位学生提供适合其个性发展的教育引导。

课程知识不是一种外在于个体或强加于个体的被管理、被灌输的“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可探询、可分析、可切磋的动态的探究过程，一种借助反思性实践来建构人生意义的活动过程

记者：应当如何看待新课程的“三维目标”？也有人反映，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轻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钟：新课程知识观认为，知识不仅具有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性质，还具有文化性、不确定性、情境性和价值性等基本性质。课程知识不是一种外在于个体或强加于个体的被管理、被灌输的“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可探询、可分析、可切磋的动态的探究过程，一种借助反思性实践来建构人生意义的活动过程。这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追寻的主体论的动态的课程知识观。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课程标准把“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与“知识与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加以阐述的理由所在。比如，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就明确指出：数学教育不仅应帮助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和技能，还应有助于学生了解数学的价值，把握数学的思想方法，体会数学的理性精神，欣赏数学的美学价值，领会数学家的创新精神以及数学文化的深刻内涵。这样看来，新课程更倾向于从文化层面去理解课程，强调课程的深层文化价值，及其对儿童精神生命的关照与滋养，而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掌握或单纯的智力培养。

新课程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相统一的视角，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致力于揭示出社会生活世界对科学世界的基础性本体价值。如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是按照儿童生活的逻辑，依据“儿童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三条主线进行内容的选择和编制，体现了对儿童现实生活及其兴趣、需要等的独特价值的尊重。新课程着力调整课程内容，实现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整合，是真正地重视知识并深化知识的内涵，而不是轻视知识，这是学校课程的进步。

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不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说法，其原因并非是新课程本身的问题，而是来自传统知识观和课程观的影响。传统的课程知识观主张：客观性、普遍性的知识是可以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而这种知识传授得越多，即意味着知识的占有量越高。新课程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减少了静态知识的灌输，使长期以来受传统知识观和课程观影响的教师和家长对新课程是否能够落实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产生了困惑；同时，有些教师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试图超越旧有的课程观和教学观，但对如何把握新课程观和应用新课程观展开教学经验不足，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我相信，随着新课程的逐步深化，人们的知识观也会不断转变，不再拘泥于“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能够更好地把握新课程教学与原有教学经验的关系，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和学生学习、生活与发展的场所。

教师与学生既是课程的设计者，又是课程的实施者。课程与教学实现了整合，课程成了一系列的教学事件，而教学则成了课程的生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师即课程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教师在新课程实施中的作用？为什么说“教师即课程”？

钟：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课程被看作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科专家制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等在内的制度性文本，具有强制执行性和无须研究的规范性，教师只需按部就班地遵照执行就可以了，无须甚至不得对课程作出调整；学生只需死记硬背，背诵现成的知识点就行了，无须主动地建构。这是一种“忠实取向”的实施观。在这里，教师、学生与课程的内在统一性被斩断了，课程实施过程成了一个线性的教材执行过程，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和师生之间的深层对话被冻结了，事先规定好的教学内容成了课堂中看不见但又时时刻刻存在的真正主体，教师和学生只具有工具价值，他们都是为预设好的课程目标的实现和教学内容的完成而存在。而在新的课程实施中更注重“创生取向”，强调教师对课程计划、标准、教材等的理解与建构，把教师看成是预先设计的静态制度课程向实施过程中动态体验课程转化的重要因素和设计主体；强调教师对课程的开发，尤其是在学校层面上，更强调促使教师成为课程开发的主体，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和能力。这种创生取向在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形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里，课程设计与课程实施就是一体化事件。教师与学生既是课程的设计者，又是课程的实施者。课程与教学实现了整合，课程成了一系列的教学事件，而教学则成了课程的生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师即课程。新课程改革的成败取决于课堂教学的改革，而课堂教学改革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角色的转型。

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的

记者：有人批评新课程中的有些理念有照搬国外之嫌，也有人认为新课程理念是好的，但太过理想主义，不符合我国国情。您是怎么认识的？

钟：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那是世界上第一个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美国当即作出了激烈反应。其后不到一年时间里，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国防教育法》（1958年），这是美国“满足国家基本安全”的“紧急措施”，是借以恢复美国科学领先地位的努力之一。在50年后的今天，美国舆论界认为，面对“全球化”脉络下的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平崛起的形势，美国面临着一次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要继续引领世界就得作好“迎击风暴”的准备，而教育从来就是实现“美国梦”的基本要素。2006年2月，布什总统在白宫签署《美国竞争力计划———在创新中引领世界》的国家创新规划，借以促进美国的教育和经济生产力达到新的水平，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这样，“创新美国”、“创新教育”成为当今美国舆论界的关键词。这个事实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点启示：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也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待“国情”。美国向来是把自身摆在国际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摆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来审视“世界中的美国”，来认识本国的国情的。在“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或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安全要求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发展教育就是保障“国家安全”。这是因为，知识是不灭的资产。知识社会的知识跟以往社会的知识的含义不同了，它已经从教养性的因素转变为生产性的因素。知识已取代了钢铁，成为经济的基础和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我国要实现从“人口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源大国”的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同样需要从广阔的全球视野去审视“世界中的中国”。这种审视自然离不开扎根本土的改革实践。“全球视野”与“本土行动”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新课程的理念的确建立在对各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开展研究的基础上，但同时也建立在对我国教育和社会状况的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借鉴和“照搬”有着质的区别。目前世界各国在开展教育改革时都会借鉴和展开比较研究，这是教育改革适应全球化时代背景的体现，其目的恰恰是为了更好地针对国情开展改革，而不是“无视国情”。至于说新课程的理想主义，应该说教育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教育理想是国家理想的一部分。当然，理想与现实会有距离，所以我们要在实践中一步步靠近。一个国家倘若没有教育发展的理想，那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新课程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来自改革实践本身的种种问题的挑战，更需要我们审慎对待。我们缺的不是信息、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记者：从5年的实践看，您对新课程的实施有哪些认识？如何看待改革的前景？

钟：杜威曾经说过，“要改变个人在漫长岁月里所形成的习惯，是一种费时费力的复杂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说，要改变教育在漫长岁月里所确立起来的制度，是一种更费时、更费力、更复杂的工程。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既然是一种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制度转型过程，遭到种种的干扰和重重的阻力是必然的。新课程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对于来自旧观念的挑战，来自旧体制的挑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或许容易引起警惕；但对于来自改革实践本身的种种问题的挑战，更需要我们审慎对待。比如，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一纲多本”替代旧课程的“一纲一本”，这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轻易退却。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在当今开放的、竞争的世界面前，我们需要警醒，需要危机感，需要应急反应。我们不能坐井观天，我们更不愿麻木不仁。对于我们来说，缺的不是信息、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我们需要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几年来课程改革的实践使我们相信，这场改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它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最终会走向成功。

钟启泉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组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长，《全球教育展望》杂志主编。

《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