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6的《商丘日报》有一篇报道：《拿面色拯救你，我的儿子》。

“请你们救救我的儿子，我真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们。”文章开头，就是梁园区张阁镇董楼西街村村民闫自平向记者的求救。他的上高三21岁独子闫国栋罹患尿毒症。国栋从小聪明好学，曾经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商丘市良浩中学。为了照顾儿子的生活，闫自平夫妻俩在儿子上学附近的租房，靠自己的泥瓦匠收益打零工挣钱。妻子在务农之余照顾孩子，简陋的出租屋内，劳累了一天的父亲看到儿子读书，又骄傲又欣慰。但是，2009年秋天，读高三的儿子被诊断为患了尿毒症。花完了所有积蓄，又欠债。而肾脏移植光前期费用就要10万元。父亲在等待配型成功，他要给儿子捐肾。

报道说，闫国栋的病使这个贫寒家庭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因为要照顾儿子，闫自平基本上没有接过活。一家人为了治病已经花干了所有的积蓄，把亲戚家的钱也借遍了。

报道说，闫自平想到了申请低保。他到梁园区民政局和村委会去申请，均被告知“没有指标了”。“给我们上低保就得把村里吃低保的两个人挤掉一个，”闫自平说，“那两个人也是大病缠身，也很困难。”

报道说，最令人这个父亲难过的是，儿子知道病情真相后，反映出奇地平静。“住院治疗时，看着药费单上一笔笔数目，儿子总是懂事地说，爸、妈咱走吧，我治不了。”说到这里，老闫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后面很长篇幅的真实（也更为动情）的描写，我不再复述。因为，大家在各类媒体已经看到过无数类似的情形，即使你曾经流过泪，估计现在也习以为常。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不仅仅因为这个21岁的年轻人跟我儿子在一个学校，更多的则是因为我的一些担忧。

其一，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他的生命应该这样么？他既然因为缘分来到了此时此刻的地球，与我们同在一个世界，拥有同一个梦想，为什么当他面临癌症时，却只能孤单地躺在床上呢，即使我们不能让他的病情好转，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独自承担生命的渐渐退去么？一个孩子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生命渐渐远离这个星球，地球上几十亿人，有多少人在关注他呢。

其二，21岁，且是独子。在农村，国栋的父母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村（即使是城市）二胎及以上的夫妻绝对不在少数。闫自平无疑是一个遵守政策的公民，那么，一个对于遵守国策的公民，制定国策的国家应该做些事情。这是一个纠结很多人心头的大问题。不是闫自平一个家庭的问题。

其三，报道中，最刺眼的词莫过于“指标”。查百度词典，“指标”（1） 基本解释，指标：衡量目标的单位或方法；（2）预期中打算达到的指数、规格、标准。

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运用“指标”次数更多的了。我们现在在强调使用各种“绿色指标”。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泛滥成灾的词，现在依然像火炬一样，点燃着各种热情；也像冰川一样，冷冻着各种温情。灾难和病魔也被分配了，你生长在一个低保“超标”的村子，只能说明你倒霉。我丝毫没有责备相关人员的意思，因为，即使我，也只能给绝望的闫自平同样的回答。

因为，规定就在那里，不严，也不松。

至多，我们所能多做的，可能就是增加些语气的温情而已。难道，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么？其实，即使闫自平申请到了低保，那可怜的金额对他和儿子来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我曾经为母亲跑过一次疾病费用报销，其过程远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最后我只能怪自己手续不全，最终作罢。

其四，面对类似的灾难，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公民，难道只有像闫自平一样选择媒体么？媒体不能承担医院的功能，更不能代替肾脏！

其五，刚才吃饭时，我和同事就这个案例一直在谈论制度和道德问题。制度不是万能的，在它出现缝隙时，就应该有道德的火花去焊接；而当道德出现岔路，就应该用制度的单行道去规则它。

眼泪和同情，其实很廉价。这，不是这个家庭最需要的！也不是类似的家庭和孩子最需要的！

写这些东西，不是在像那位记者一样呼吁社会和个人捐款，因为，类似的事情不能总是靠捐款和赞助。

孩子“反映出奇地平静”，社会不能“反映出奇地平静”。

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其实反映了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能力和素质！

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们不那么孤单！

闫国栋母亲悉心照料病床上的儿子。 本报记者 张辉 摄
本篇文章来源于商丘网 原文链接：http://epaper.sqrb.cn/sqrb/html/2011-04/06/content_1135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