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写作视作自我存在的重要指标

结识伊沙已经有三四年了，始终为他的率真和敢怒敢言所折服。几年间中国文坛虽然风云变幻，但伊沙还是一如既往地犀利，成为这个圈子里的“稀有动物”，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这样的作家；伊沙另一个身份是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老师，已经有了２０多年的教龄。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学同样也是如此，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从学校毕业，投入到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但伊沙还是那么地挥斥方遒。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大学生身上所独有的天之骄子气质使然，还是大学校园的青春气息熏陶所致，我们不得而知。当接通伊沙的电话，把大学教师与公共知识写作的话题抛给他时，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看来这位“文坛斗士”对此早就有话要说，我们算是找对人了。

大学教师是最有利于写作的职业

记者：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您是如何走出象牙塔成为不断有新书问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您觉得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距离大吗？

伊沙：对不起，我不大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儿，甚至于不喜欢“知识分子”。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充满了异味，与世界通行的意义是不同的，它更像是古代士大夫在现代等而下之的变种。至于说到“公共”，中国式“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难道不是世界通行之“知识分子”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于是，“公共”变成了现代士大夫的“秀场”，那些整天在电视上“公共”、在博客中“走秀”的“知识分子”真让我觉得恶心！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之写书可不是为了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且“公共”一把。看看我出的都是什么书？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连一本可以用来评职的八股论文集或东拼西凑的所谓“学术专著”都没出过，所以我的写作与我的教师身份毫无关系，我更不会写那些面向大众浅薄注经的学术垃圾书，所以我的写作与“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毫无关系。我是作为一名诗人出诗集的，我是作为一名散文家出散文随笔集的，我是作为一名小说家出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的，我是以一名全天候作家的身份来写作和出版这些书的，我的写作是文学专业意义上的写作，就文学来说，我是个专业作家——这里的“专业作家”不等于作协旧体制内的那个职位，是从纯粹的文学性上来讲的，是以你最终所达到的水准来衡量和评定的。

教师不过是我的职业（文学写作才是我的事业），这两种身份在我这里不可以放在同一个层面来进行比较。大学教师每周几节课，而且不用坐班，这样的职业特点让我有较多精力和时间来写作。也许大学教师是最有利于写作的职业。

记者：鲁迅、胡适、陈寅恪、冯友兰等人都是既当老师又从事写作，并最终成为一代宗师，现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似乎少了。您认同这种说法吗？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伊沙：不是少了，是绝迹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产生这等人物的土壤和空气，客观因素在于体制，主观因素在于灵魂上的自轻自贱，能够踏实坐下来，埋头于创作和学问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大学里到处都是体制的爬虫，为了体制的小恩小惠蝇营狗苟，耗尽心力。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失去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都只能拜托天才的个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记者：您有什么理想或规划？

伊沙：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全天候作家，在我同时代的母语写作中甚至是最优秀的。我的规划是一年写出一到两本高质量的书。

是不是好老师学生说了算

记者：从事写作对您教学有没有帮助？这种帮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伊沙：当然有帮助。譬如，我带的主要课程是“基础写作”，讲授的是“基础写作学”这门理论。因为我有写作的经验可以传授给学生，所以就不会上成一门空洞的理论课，纸上谈兵。我觉得大学的写作课都应该由作家、诗人来上，但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存在着两难：一方面，体制上缺乏灵活性，大学进人宁要博士不要作家；另一方面，中国作家、诗人普遍不学无术，自身缺乏理论素养，偶尔到大学搞场文学讲座还可以对付，但让他们长期上一门理论课，可以胜任的人并不多。

记者：教学对您从事公共写作有没有帮助？您是否经常与学生交流书本以外的话题，这种交流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帮助？

伊沙：同样也有帮助。长期的教学工作使我对理论保持着敏感度，能够经常思考本质规律的问题，这对我的写作是有好处的——当然，这其中还包含着一个理论与创作之间的转化问题。我与学生的交流仅限于每堂课的课间，我站在教室门外抽烟的时候，有些学生会到我面前来提些书本以外的问题，我会认真解答——这个过程也会让我对他们有所了解，也许对我的写作有帮助。有人说，在学校里教书不容易变老——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你的学生永远是年轻的。

记者：您在学校都教过什么课？您喜欢这些课吗？学生们反响如何？

伊沙：近年教授的课程有：基础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我喜欢自己教的课。不喜欢的不教便是，譬如我曾经教过的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写作、实用写作等。学生们对我的课反响良好。我有一个观点：你是不是一个好老师，学生说了算；你是不是一个更好的老师，学生长大以后说了算。

记者：作为大学教师兼作家，您有没有可以与读者分享的阅读经验？

伊沙：请看这组可怕的数据统计：中国有读书习惯的人从几年前的７％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５％，而英国有读书习惯的人，从１９７７年的５４％上升到了２００２年的６５％。因此我的建议是：不论读什么，还是先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