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期新故事创作的几点思考

（黄宣林）

新故事以其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喜爱。上海流传着这么两句话：“卖不掉的报纸，登股市（行情；卖不掉的书刊，登（新）故事。”新故事被看作文化市场上的一匹“黑马”，是出版商手中的“绩优股”。新故事由于贴近生活，它被戏剧、影视，尤其是小品的导演们看好。过去导演选剧本，往往喜欢用小说来改编；现在导演的嘴上，经常会蹦出：“好听的故事有吗？”上海戏剧学院一位资深教授曾经说过：“故事，是一个人叙述几个人的事；电视，是几个人有演绎同一个故事。”所以，新故事被视作其它文学艺术再创作的“母体”，成了可供其它文学艺术改编的最更大想的“原始股”。新故事被看好，发表新故事的刊物也多得俯拾皆是，具体数字已很难统计有的报刊标明自己是故事刊物，有的明明不是故事刊物，也辟出一个故事专栏、专版。当今为数更多的是一些生活娄报刊，他们编辑组稿时，特别言明要有故事，还叮嘱作者：“故事性强一点”。新故事为什么会如此被看好，我认为原因有三：1、新故事内容新，贴近生活，含有一定的信息量。正因为有信息量，故深受听众、读者、改编者的关注。2、通俗易懂，情节见长。有人说，电视是给文盲看的，此话可能太夸张。但是电视要让文盲也看得懂，听得懂，这才可能成为大众的媒体。同样，新故事通俗易懂，情节有趣，不像小说，那么含蓄，甚止有些隐晦，须反复咀嚼才理解它的内涵。有些人文化水平不算低了，可就是读不懂某些小说，这也算是当前一怪吧！新故事就不同了，它供人消遣，一看就懂，消彻透底，才深受大众欢迎。3、新故事被看好的最大一个特点，也是和小说最具标志性区别的一点，即你读了它，就有传讲的冲动。这种冲动，你可能即兴爆发，转身去讲；也可能把它作为信息储存起来，在酒前茶后，作为你和朋友聊天的话题，消遣的佐衬。同时，故事又是显示一个人的口才、见识的一种外观。因此，青睐新故事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新故事越来越兴旺，创作也越来越繁荣，这是十分可喜的景象。但是，新故事的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创作。由于没有完整的、系统的新故事理论作指导，致使编者、读者、作者之间缺少共识。新故事创作就好象摸着石子在过河，时深时浅，艰难曲折。新故事要繁荣，要创新，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对新故事的创作、讲演、传播的有关理论加以深入的研究。我根据自己近40年来写作新故事的甘苦，结合新故事的创作现状，窃以为当前新故事创作有三个方面，需要取得共识。即：形式上，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的统一；内容上，传承性和时代性统一；结构上，情节铺排和人物塑造的统一。我声明，我只是一个实践者。远不是一个研究者。我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故本文谈及的内容，难免会有以偏概全的地方，只是为了引起大家对新故事理论研究的兴趣，愿以此文抛砖引玉，和诸位同仁商榷。

一、 传播形式：口头性和书面性的统一

新故事属于口头文学。口头文学是横跨文学、艺术两个门类的。当它以书面形式发表时，它属于文学，必须具备文学的诸要素。而口头文学，尽管书面发表，“口传性”依然是它的特性，没了它。也就不成为口头文学的新故事了。当故事出现在舞台、酒桌饭馆、车站码头传讲时，它也属于艺术。尽管有些地方没有舞台，但听的人，很自然地会评价你的叙述有无情趣，口齿清不清，讲得有没有节奏等等，这一些都属于艺术上的要求。因此，作为故事作者，你写的故事虽然是以书面形式发表，但你的作品，要具有口头文学的特性，要为故事员（或读者）提供可以讲述的方便。概而言之。也就是让人看了，能激起传讲的冲动。这是故事和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小说没有传讲这一要求。故事不一样，它要让人去传讲。能否传讲，这是评价新故事的一项标准。
眼下，新故事是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同时并存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侧重面有所不同。研究新故事，首先要了解它传播形式的变化。
六十年代初，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曾专门组织故事员、故事爱好者来编写新故事。每一则新故事，都是手、嘴结合的产品。当时，有些故事员文化程度不高，会讲不会写，只好由别人来记录、整理。这就是新故事书面化的开始。那时候写出来的新故事，在《中华活页文选》上发表。《中华活页文选》是三、四张纸，作为不成册的散装本刊印故事，到处传发，为新故事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这些书面发表的作品，虽说已具一定的规模，但是，它在那时候的作用，是为故事员运送炮弹（讲稿、脚本），不是专供人们去书面阅读的。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口头创作了大量的新故事。其中有不少流传很广的故事，当时被判定为坏故事。“文革”结束后，那些遭禁锢的“坏”故事，由广大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传讲、出版了。如《蔷薇花案件》、《恐怖的脚步声》、《铜尺案》、《梅花党》等等，迎来了又一个新故事高潮。那时候任嘉禾老师撰文《打回老家去》，提出“还故事于民”的口号，明确了新故事的人民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仅仅搜集、传讲“文革”中的那些流传故事，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如饥似渴的广大文化饥饿者，他们迫切需要有更多的、更新的流传故事来填充。因此，各区、县文化宫、馆，出现了许许多的创作组，让能说会道的故事员拿起了笔。还有些没有讲过故事，平时喜欢听故事，又有点文化的人，也学着故事员的叙事方法，写起故事来了。写故事的人多了，发表故事的刊物也象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进一步打破了新故事口耳相传的单一模式，口头传播逐步被书面传播所替代。但是，当时的《采风报》、《故事报》、《故事会》，都是坚持新故事的口头性，经常组织赛讲。他们对故事作品的要求，虽然由书面发表，还是严格坚持口传的特点。由于坚持了“口传性”，新故事的创作和演讲，在当时显得十分活跃。《采风报》、《故事报》当时的发行量都高达160万份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会》，当年发行量扶摇直上，曾冲上每月700多万册，号称800万的制高点。
近年，文化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过去有组织的故事演讲活动明显减少了，工矿企业也没有空闲时间停下生产来听你讲故事。文化宫、馆，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不免费提供故事讲述场地。进而有人说：故事传讲的场地没有了，只有书面发表这一独木桥了，还谈什么口传性。恕我直言，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任何物体都是有属性的。金木水火土，各有个性，又相生相克。所谓相生相克，我的理解就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不失其本性。文学也例外。故事是口头文学，作为书面阅读，由于它的通俗性，也当然归属于民间文学。小说的初始就是在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事讲述时，又属于曲艺艺术的一种，1994年中国曲艺家协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还联合授于全国六位故事员“全国故事家”称号，本人也名列其中。可见，新故事在曲艺界也有一定的地位。这好比一位漂亮的姑娘，人人都喜爱她。为啥喜欢她呢？姑娘除了她固有的阴柔美以外，她的衣着打扮，非常男性化，又喜欢和男性交朋友，经常和男性朋友在一起，人称假小子。一个姑娘除了她的阴柔美之外，还透出阳刚之气，特惹人爱，你能说她是男性吗？她属性没变，还是女性。如果她真做了变性手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新故事也是这样有着双重的特性，尽管它被多种文学艺术相中、改编，尤其各故事刊物的发行量，天天看好，书面传播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故事仍然属于口头文学，它的口传属性没有变，它的口传属性也不能丢，丢了就成了其它文学样式，不再是新故事了。
故事是永远供人讲述的。只要有好故事，酒桌饭馆、车站码头，一切能消闲的地方，都是讲故事的好场所。这种自然形式的讲述活动永远是新故事的特征。
比如《红色康乃馨》，它是部长篇小说。如开头文字：“今晚，一起被当代中国官方和百姓共同关注的反同法腐败案，在H市的市郊结合部揭开了序幕。”这是典型的书面句式。口头文学因为要便于传讲，不会使用这么长的长句。尽管小说的文字非常书面化，但是，读了这部小说，你就有一种冲动，在茶前饭后，或车站码头，在你有空闲的时候，就会想到去传讲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不信，我讲个开头：刘警长带了助手藤丽来到嫌犯家里搜查。查到一半，藤丽要找警长请示，却发现警长在嫌犯家属的卧室里。她亲眼看到警长把嫌犯家属推倒在床上，两人抱在一起。事后，嫌犯家属举报警长利用职权强暴她。藤丽挺身而出，还录了证词。捡察院依法将警长逮捕。警长却大呼冤枉。这位警长的结局倒底如何呢？我讲到这里，你一定非常迫切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这就是故事。由于这篇小说的情节一环扣一环，你读到那里，就会讲到那里。作者私下对我说：“我是把它当作故事来写的。”由此看来，他的文字虽然非常书面化，但判定是不是故事，不仅仅是文字，还要凭借它的情节，看它的情节能不能传。也有人对我说，《红色康乃馨》法庭上辩论太多。写故事是非常忌讳对话的，对话多了，传讲就有困难。而法庭辩论，都是大段大段的对话，这不是写故事的手法。一般来说，故事传讲的是情节，对话不宜太多，法庭辩论，唇枪舌箭，对故事的传讲确实带来困难。但是，《红色康乃馨》里的法庭辩论，许多对话是带动情节进展的。每一场辩论，都以出人意料的细节，来改变主人翁的命运，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所以传讲法庭辩论时，无需背述辩论时的全部对话，只要用叙述语言，讲出改变人物命动的情节、细节来，同样可以达到听得进、记得牢、讲得出、传得开。而这四个“得”，恰恰是新故事区别其它文学样式的特殊要求。
尽管《红色康乃馨》标明是长篇小说，它却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优秀长篇故事。而现在有些标明故事的作品，往主因没有故事或故事性（情节性）不强，结果乏人人讲。那么什么才是好故事，尤其在新故事由口耳相传为主要的传播途径，渐渐被书面传播占去了主导地位的今天，是否传播形式起了变化，新故事的创作和评判标准也随之改变呢？答案是肯定的，要变！
今天以书面传播为主要手段的新故事，它的标准应该注意口传性和书面性的统一。新故事的口传性，是它区别其它书面文学的标志，必须坚持；书面性是对新故事口传性的补充。为求得两者的统一，在创作新故事时，内容和结构上也要注意相应的变化。在坚持故事的传承性的同时，要注意新故事的时代性；在坚持故事以情节为主的同时，更要注意新故事的人物形象塑造。

二、故事内容：传承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新故事以其内容新而脱胎于传统故事，而传统故事，又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各个时历史时期的“新故事”。传统故事讲得虽然都是过去的事。但是它的内容，都是受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制约，反映的还是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就以《三言两拍》为例，这里面的故事，哪一篇不是那个年代的市井故事相对而言的新故事？而且传统故事里，有许多是宣扬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传统美德的。所以今天的新故事，它的内容既可以借鉴传统故事反映当时社会内容的传统手法，更要加强反映我们当今社会的时代责任感而新故事又恰恰最擅长于反映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由于它贴近生活，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才受到人们的广泛的喜爱。但是，有些刊物上的新故事，那些老掉牙的陈年烂谷子也时还出现，实在有辱于新故事之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出版参考》今年第八期上看到了一篇署名文章。作者说他是看着某故事刊物长大的。“20年过去了，那本刊物还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老样子。”他又对该刊第三期上一篇“当代写实故事”《杀狗》作了剖析。在“生产队”时候，有一个人在杀狗，因队长和他老婆有染，他一边杀狗一边骂：“剥你的皮，卸你的腿，籽你的根。”恰巧队长正与他老婆在屋里偷情，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话，竟被吓死了。如果，单以“听（看）得进、记得牢、讲得出、传得开”来稀量这个故事，它肯定传得开。作者却在文中诘问：“这样陈旧的内容，还号称当代写实故事？”
我再举一个例子。在98年的年底，有位作者，采访了这样一位家庭：祖孙三代经常吵架。去年为了抢电视频道，吵得不可开交，后来买了三台电视机才平息了风波。今年祖孙三代又开始吵开了。为什么？家里买来了一台电脑，儿子要上网，老爹要炒股，孙子要玩游戏。这位作者抓住了这家子吵别样内容的变化，“去年抢频道，今年抢电脑”，想写一则反映“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双抢”故事。作者和某编辑部联系，编辑部负责人告诉他：“我们刊物主要销往农村，农民兄弟温饱都成问题，他们根本不懂电脑。你写这样的作品，他们不懂，我们的刊物给谁看？”由于他们很理直气壮，作者只好改换门庭，把作品投向别的刊物。作品发表后，发表作品的编辑部通过“抢电脑”网来了一批新作者，还引进了一批网络作者。
近期，听某刊物的编辑说：“现在没好故事，让眼睛亮一亮的故事，几乎绝迹了。”现在的故事作者，数以万计每一个作者，都是以自己最好的作品投寄编辑部，编辑部又以“最好的故事献给广大读者”作为广告语，私下里却说没有好故事，那么，好故事到哪里去了？我细细想了想，这有二种可能，一种可能，某一时间里，作者来稿中确实没有好故事。但是，现在的编辑部就象市场上产、需的中间环节——大商场，当货源（生产方）和消费者要求不一致时，大商场就要向生产方提出来供信息，建议转产或者停产。来稿质量不高，改成组稿嘛，把编辑部对好故事的要求、标准亮出来（或组织专题讨论），甚止可以组织作者下生活，不怕没有好稿子。另一种可能是，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或是观念），编辑部和作者之间，作者和读者（买方）之间，没有形成共识。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不一致，真正的好故事也就被遗落了。
新故事的评判标准，随着它传播途径的变化，也有所更新。书面传播比传较口头传播，无论在形式上、内涵上（诸如像文学性等方面）都更先进，文化层次更高。它对新故事的信息量（时代性）也提出了更实际的要求。就以《杀狗》为例，，它能传，在朋友闲聊时，也能博得一笑，是消闲的佐料。但是，这个故事无论从它的结构、内容来说，都缺乏新意，没有时代感，信息量很低。
新故事要讲究传，要传就要奇。故事的别名，就叫传奇。但是，奇只是为传讲提供方便，内容新，才是我们传讲的目的。所以，只讲情节奇，不讲内容新，这是很危险的。
目前，有些故事不仅观念陈旧，甚止在张扬错误，有些情节内容，很明显地和国家的法制法规相悖。比如，有一则故事叫《人往好处推》，它讲一个叫木根的人，卖稻谷时所得的两千元，遭邻居宋文广的暗算。他拿起板斧，要找村主任算帐。临出门时，又嫌村主任官职太小，反正豁出去了，要干索性就干大点儿，就直奔乡长办公室。张长是位复员军人，防暴队员。可是见了持斧行凶的木根，却装出害怕的样子，让木根感到“自打从娘胎出来，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扬眉吐气过！”最后，木根称赞他：“好人，好官。”整个故事，就写了这么一对法盲，木根是一个连找谁拚命都不明确，盲目地找官大的算帐。面对持斧行凶的法盲，乡长不制止、不引导、不追究，故事在板斧面前显得畏缩、害怕，来满足木根那种愚昧的、盲动的感情。这位姑息、宽容，把法律当儿戏的乡长，他能是“好官”吗？木根和乡长的行为，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显然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背道而驰。据说，这个故事还获了奖，这只能说明这家刊物和时代的隔膜。
新故事确实很讲究传奇性。传奇传奇，有奇才传，无奇则不传。但是就“奇”来说，也有新奇、惊奇、离奇、神奇之分。所有的“奇”，都不是信手牛来的，凭空捏造的。我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在他著作的《民间文学概论》里早就指出，所谓传奇性，“首先必须具有生活本身的形态，故事发展基本合乎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把生活素材加以剪裁、集中、虚构、渲染、夸张、幻想，通过偶然的，巧合的，以至‘超生间的’情节来引起故事的转变。”钟老告诉我们，新故事的传奇性，是从大量生活积累中，运用新故事的创作手法，进行虚构加工而成。决不是向壁虚造，生搬硬套，猎奇涉怪。
“奇”来自于生活，生活中的许多新鲜事，都是构成传奇的好素材。凡是人，都有好奇之心，掠奇之快。所有的新鲜事（有一定信息量的，带有时代性的），是很容易在读者心目中组织起急于知道下文的一种企盼。这种企盼，就是故事的悬念。因此，内容新的本身，就包涵了奇葩异草的因素。这就是传奇。
比如：刊登在《故事林》今年第六期上的《县长认爹》，就是这样一篇又新又奇的好故事。认爹，结拜，这都是传统故事的做法，而具有新时代风貌的县长，他也认爹；这个爹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题目本身就很有悬念，看了题目很想知道下文。故事呢，又通过秘书在接待两个老人（真假父亲）时的错位，展现了一系列的官和民的矛盾，鞭挞了官场上的势利。表面上看，内容很传统。但是作者没有就事论事，他通过县长认爹（非自己父亲）这一行动，向所有的公仆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究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还是把老百姓当父母来关心、来爱护？这个作品，从传统题材上挖掘出了时代的新内容。通过县长认爹这一来自生活的新鲜事，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故事性。所以故事一经刊出，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读者推荐为该刊今年第六期的最佳作品。
现在有些作品，由于过去于追求惊奇、离奇、神奇，而误入“奇”途“，为了奇，有的作者不从生活出发，一味的旧瓶装新酒，生搬硬套。或者，采撷到一些素材，不深入生活，向壁虚构。这样的作品必遭读者唾弃，被眨之为“吹牛的玩艺儿”。
象《故事林》那样，注意故事题材的新颖，故事内容的时代感要求作品中含有很高的信息量。这样的故事刊物在国内还有不少。如《今古传奇故事版》，其中也有不少好故事。它们内容新，值得玩味；篇幅短，主题鲜明，情节曲折。去年11期上有篇故事《有店难回》，这是一则仅二千字的小故事，所提供的信息量却非常之大。说的是马占成因买《足球报》，穿了背心、短裤，急匆匆从宾馆出来，买了报纸要回宾馆时，却被宾馆门口一块告示牌挡住了去路“衣衫不整，不得入内。”马占成承认自己错了，希望能原谅他，让他回店。宾馆保安却层层设难，不让他回。这时来了位时髦女郎，她全身好露的地方全露了出来，向保安“嗨”地一声进了宾馆。马占成见她的衣衫比自己还不整齐，问：“她怎么进去了？”保安解释为：“人家那是时装。”这则短故事，看上去是围绕要不要遵守宾馆制度在展开，实际上它讽刺了把制度看成摆设的形式主义。而当前造成形式主义的根子，又多了那么一条，那就是所谓的“解释权”。君不见那些垄断行业，时不时亮出“保留解释权”的字样。他们原本都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来的，到头来，经他们一解释，就变成人民为他们服务了。这类事情我们碰到还少吗？这个小故事，就揭示了这种社会现象，像这样的小故事，既有故事性，又有时代性，一经发表，不胫而走，到处就传开了。至少在我们上海地区，会讲这个故事的人，仅我知道，就不少于十个。
现在是信息社会，编辑部之间的竟争，实际上是观念更新的竟争。所谓观念，就是对生活的理解。谁的观念新，更新的快，谁就捷足先登亮出带有时代气息的好稿子。如果你无视新故事传播形式的改变对新故事评判带来的变化，还抱住老的程式不放，以老眼光来审阅稿件，好稿子到了你手里，也会被束之高阁。

三、故事结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统一
故事之新，不仅仅内容上要新，要有时代气息；在故事人物塑造上，也要突破口耳相传的制约，有所创新。在上海作协的院子里，我碰到过文学评论家毛时安先生，我对他说，以前你写过故事，也讲过故事，现在读到你好多评论文章，唯独没有评论我们新故事的。他笑着问我：你让我评什么？文学是人学，每则故事情节都很曲折，但见不到人物的个性。他一语破的，点击了新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弱点。现在故事传播途径以书面传播为主，它的文学性，远比口头性传播时要高，如果不在人物上下功夫，新故事的文学性又如何来提高？为什么戏剧评论、小说评论非常活跃，唯心史观独新故事的评论几乎是一片荒芜。原因在于新故事的文学性不高，人物形象不鲜明，有些故事中的人物仅仅象个傀儡，让评论家从何评起？毛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这也是新故事传播形式变化后，给新故事创作提出的新要求。
故事要传讲，传什么，传情节。故事以情节见长没有错。为了强化情节，我们作过很多努力，可是长期以来，惟有对如何塑造好故事中的人物，没有象强化情节那样作过广泛、深入的专题讨论。
故事中情节和人物究竟是什么关系？无可讳言，故事要流传，必须强化情节。但强化情节是不是一定会冲淡人物？
我的看法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