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8日，《南昌晚报》在一版刊发的导读标题“深圳罗湖区女公安局长受贿被判15年”中，错误地配发了任长霞的照片。有关部门迅速对事故进行调查，定性为“重大政治性事故”，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了严厉处罚。此事一经披露，便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义愤填膺者有之，打抱不平者有之，冷嘲热讽者亦有之。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家被勒令停刊整顿的报纸，复刊的第二天（6月27日）又在头版出现重大错误，把“未成年人不适应行政拘留”误为了“成年人不适应行政拘留”，全城的报纸因此而紧急收回。
人们不禁要问：《南昌晚报》这是怎么了？
按理说报纸出错，尤其是操作性的失误，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众所周知，就是校对也允许有差错率；就是犯罪，不也有个故意和过失之分吗？因此在互联网上有不少人认为，有关部门对《南昌晚报》的相关责任人处罚过重，特别是“三年之内不得从事新闻工作”的限制于法无据。也有人指出，作为一家省会城市的大报，在一版的重要新闻上屡屡出错，虽不是什么政治敏感性不强，但其管理机制肯定出了问题。
笔者却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角色的错位，《南昌晚报》的尴尬，大部分源于它“党化媒体”的定位。党化媒体是借用了“党化教育”的提法，因为现在国内虽然媒体众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一不在中共各级宣传部的耳提面命之下。《南昌晚报》属于中共南昌市委机关报《南昌日报》的子报，自然更不例外。有报道称：“《南昌晚报》常年处于靠政府拨款惨淡经营的地步，报社的记者编辑多由关系介绍而来，人员素质不高”。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情况其实相当复杂。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党报为了搞活报业市场，纷纷另办了一些晚报、都市报之类的子报。比如江西除了《南昌晚报》之外，还有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创办的子报《江南都市报》。这些子报基本上按市场机制运作，除少数业务骨干是正式在编，大多数编辑记者均为聘用人员。子报不仅要养活自己，每年还得向主管报社缴纳一笔不菲的利润。两家主流媒体很快便形成了双雄并峙的格局，竞争愈来愈激烈。而随着其它几家后来者的加入，一场报纸竞价征订大战便不可避免地在这个市区人口不足140万的城市爆发。
《中国经营报》曾在一篇题为《南昌报业打成一团》的报道中披露：
2003年被江西报人称为江西报业的冬天。为了能够在明年的竞争中博得一丝先机，南昌各家报社的“操盘手”都没少费脑筋。除了新闻、广告之外，明年的发行工作成了各家的重头戏，仅发行工作的开始日期就比去年整整提早了三个月，不断翻新的发行手段最终引发了一场恶斗。
2002年8月16日，《江西商报》正式面世的第四天便宣称：订一份报纸赠送128元大礼包，礼包内容包括白酒、饮料、山茶油等。几天之后，《南昌晚报》随即全面启动2003年度订报活动，订户除了40版的报纸外，另有《十万个为什么》和5升花生油、20斤大米以及分类广告大赠送。一时间，提着发行奖品走在街头的行人竟成了一幅生动的广告画面，据说《南昌晚报》发行部此时每日收入的订单可以“论斤算”。令人大跌眼镜的局面出现在10月14日，《江南都市报》在报纸中夹送传单，打出的广告标题是：送米送油不如送现金，宣称订一份2003年的《江南都市报》可得的“惊喜”有某大型连锁商场的100元赠券、赠送一份《今日家庭报》、50字分类广告和台历、空调彩电大抽奖。
16日一大早，南昌市民惊讶地发现《南昌晚报》订报也开始送现金了，无需赠券形式，44元即可订得一份2003年的晚报。至此，两家报纸几乎都是白送了。据业内人士测算，4开40版的报纸一期仅印刷就要7角钱，加上投递、发行36%的费率，每份报纸一年的成本就接近260元。如果按每份年定价44元计算，仅一份报纸一年就要贴上200多元，这是目前南昌市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发行越多亏得越多。
参与恶战的某报的负责人认为，这场恶性竞争没有被及时有效地制止，有关职能部门有脱不开的干系，他们的介入实在太晚了。而且，报业市场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一家报纸负责人指出，抬高报业进入门槛、让破坏游戏规则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是应对不正当竞争的策略之一。事实上，江西报业的恶性竞争并不仅仅体现在竞价发行上，还有诸如高薪挖角、万元征集新闻线索、低价倾销广告版面等等，主战双方甚至互相指责在发行量上弄虚作假。
恶性竞争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大伤元气的《南昌晚报》不得不在降低广告价格的同时降低编辑记者的工资，并且给各部门下达创收任务。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报社竟然强迫编辑记者到处去推销折抵广告的餐费票、茶费票甚至洗头票，完不成就扣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业务骨干纷纷辞职另谋出路。为了减少支出和便于管理，后来报社又强行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在编业务骨干内退，从而种下了隐患。
实事求是地说，像《南昌晚报》这样的党化媒体，在市场竞争和舆论导向的夹缝中能求得生存殊为不易。须知保证办报质量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人才，而要吸引和留住人才除了宽松的用人环境之外，还得有与之相适应的薪酬。《南昌晚报》的一线记者每天必须上两条新闻才能完成任务，每月收入不过一千多元，可谓“特区的效率、老区的待遇”。故年轻记者在此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多跳槽远走高飞。报社因此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面孔层出不穷。而作为老字号的国有媒体，近亲繁殖的弊病亦难避免，比如严把文字关的校对室，就多由历年顶替进来的职工子女充任。如此一来，岂能不出差错？
当然，《南昌晚报》的遭遇既不能与曾经如日中天的《南方周末》、也难以和代表媒体良心的《南方都市报》相提并论，但确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其实在江西由于过失被处以重罚的媒体《南昌晚报》不是第一家，《九江日报》就因为曾将“江/泽/民”误排为江“怪”民而获咎。可以断言，《南昌晚报》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在这个被业内人士视为“高危行业”的领域，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因一念之差而被打碎饭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