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新民晚报》！感谢编辑老师！

开伙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皖东巢北，一种不成文的乡风依然存在。只要隔那么一段时间，村上就有一伙人凑在一起，弄几个下酒小菜，打上一、两斤“苦老白”（一种廉价的散装酒），美美地撮一顿，改善一下伙食，顺便也改善一下胃肠道环境。这种聚餐形式名曰“开伙”，形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打牙祭”。一年当中，总要弄上数次。有时是生产队集体弄，有时是几个人私底下弄。集体弄是光明正大地弄，比如某口水塘水干见底了，捉了一些鱼虾蟹鳖；或者是冬天打死了一条狗，或者是挑塘埂扒沟渠分得了一点钱，到街上称了几斤猪肉，这些都可以成为开伙的由头。而几个人私底下弄是偷偷地弄，一种情况是开伙的肉菜来路不正，见不得天。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我们这般的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小青年，实在嘴馋不过，砸死了别人家打野的一只鸡，或者打死了别人散放在池塘里的一只鸭，再在张家的地里摘几个茄子、辣椒，在李家的菜园扯几根黄瓜割几把韭菜，这样也可以凑成一桌较为丰盛的酒菜。真可谓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另一种情况是几个平常要好的小兄弟，大家在一起凑份子钱，再拿着这些钱去称肉打酒买菜，轮流作东。即令是这种形式的开伙，多数也是悄悄地进行，怕的是正在开吃之时，保不准哪个没有凑份子的冒失鬼突然插进来，抽份揩油。

那个时候，农村的物质生活相当贫乏，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荤腥。吃肉要凭肉票，为了能吃上一回肉，父亲有时半夜三更就得起床，早早地去公社食品站排队。如果去晚了，往往只能拎着空篮子失望而归。那八毛钱一斤的猪肉既让我们充满期待过，又让我们大失所望过。在我们贫瘠的生活里，竟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在肚子里的馋虫日益聚集，肠子上的老板油也被涮得差不多的时候，许多人不愿再做道德和良知的奴隶，耐不住清苦的人们又凑在一起，偷个鸡摸个狗，改善改善伙食就显得尤为迫切，就显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开伙大多在晚上进行，特别是生产队集体开伙，因为白天要上工干活。每每，忙活了一天的人们，只盼得日薄西山，月亮露出了笑脸，终于可以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了。那是何等的快事，何等的幸福，何等的享受呀！？

集体开伙一般在生产队长、会计或妇女主任家里进行，这也是他们该享有的一点小小的特权。轮到在谁家操办，谁家总要沾点好处。因为大家都不好意思将饭菜吃光吃尽，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残汤剩羹。

在生产队开伙的那些晚上，正在酣睡中的我们常常被父母从睡梦中弄醒。当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眼看见碗头上的两大块老肥肉或香辣的狗肉煮挂面时，我们的睡意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牙齿咀嚼舌头打滚喉头吞咽产生的快感。但我小时候偏有“晕肉”的毛病，如果贪馋吃下那两大块老肥肉，就会一阵阵地犯头晕、恶心。严重的时候还会在床上睡半天，症状才能得到缓解。这是因为，几乎常年与素食打交道的胃肠，突然遭遇到大肉大荤而产生的应激反应。可怜我那一副缺荤少腥的瘦弱的胃肠！

然而，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做父母的，名义上是他们去参加开伙，实际上他们自己吃得很少。大多都是将饭菜带回家，“伺候”给了儿女们。这是我们后来长大渐通人事才慢慢知晓的，只是当时只顾了埋头大吃，哪里还顾得了别的什么？

而私底下开伙往往要冒些风险，付出些代价。被人知晓后，遭痛骂恶咒是常有的事。一旦发现少了鸡缺了鸭，菜园子里被不速之客光顾过，厚道一点的人家说个几句也就罢了。要是遇上那刻薄尖酸的主儿，剁着砧板刀，不惜将村子转上几圈，骂遍人家祖宗八代，直教他们在坟墓里也睡不安宁。有那难听的“绝骂”实在不堪入耳，什么“倒头饭”、“上山饭”、“下山饭”（指出丧的酒宴）都骂将出来，直骂得那些“馋嘴毛猴”心里直发毛。出现此种情况，村上许多孩子就要倒霉，少不得遭查受审挨揍，弄得好几天不得安生。这便起到了杀鸡儆猴之效，让他们馋瘾再犯时，内心中多少有些怕惧忌讳而有所收敛。

骂则骂矣，一待风平浪静，该开伙时还是照开不误。在那样的年代里，那样的物质诱惑没有什么人能够抵挡抗拒。偶尔藉此安抚一下自己干枯的胃肠，也在情理之中。

转眼，二三十年飞逝而过，生活的巨变几乎让我们早已忘了曾发生在那个年代的陈年往事。而现在，一经提起开伙这个词，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遥远。如今，还有多少人会为吃饱一顿饭吃好一顿饭犯愁呢？人们考究的只是吃多吃少问题，吃好吃孬问题，吃细吃粗问题。讲究的是挑肥拣瘦，营养搭配。想要撮一顿，那也是风风光光地上饭店下馆子，只是少了开伙那种令人回味无穷的乡野情趣。

多年不开伙了，手痒痒，心痒痒，什么时候再能开开心心地开它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