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内阿：“生活”在别处

日期：2008-04-24 作者：余扬 来源：文学报

东欧最具原创力的作家之一

余扬

当今在世的东欧作家中，恐怕没人能像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那样被贴上如此之多的标签:“卡夫卡的继承者”、“流亡知识分子”、“反极权主义作家”……也没人能像他那样具有如此之多可以互为比照的作家资源，昆德拉、哈维尔、赫拉巴尔……当然也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无可争议地得到大批当今世界顶级作家的认可和赞赏。且不说，正是因了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大力推介，才有了其作品在西欧的首次翻译和出版，在众多折服于其作品文学力量的作家中，不乏奥克塔维奥·帕斯、君特·格拉斯、奥尔罕·帕慕克、伊姆雷·凯尔泰斯等其他诺奖得主，还包括了菲利普·罗斯、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埃内斯托·萨瓦托等世界级作家……

近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结集出版了当今东欧极具原创力的作家诺曼·马内阿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黑信封》、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和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有专家称:马内阿作品得以在中国出版的意义，绝不亚于20年前昆德拉在中国的出现。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将首次读到这位对多数读者而言还非常陌生的东欧作家的作品，同时诚如作家孙甘露所言:马内阿作品在我国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让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的东欧文学版图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完整地建立起来。

马内阿于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布科维纳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5岁就被关入乌克兰的纳粹集中营，但他活到了德国战败。1945年春，值二战结束，他与家人返回罗马尼亚。从集中营回到祖国，马内阿万分珍惜正常环境的生活，他拼命学习，满怀激情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保持了最优等生和共产主义青少年积极分子的地位。高中毕业后，尽管热衷文学，他还是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但文学热情最终压倒了当工程师的梦想。1966年，他开始在罗马尼亚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先锋杂志上发表作品。从1974年开始，他弃理工而全力从文。在1974年至1986年间，他已发表了包括长篇小说、散文、短篇故事等各种体裁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此后他被当时的齐奥塞斯库政权驱逐，在1986年被迫离开祖国，在西柏林盘桓一年后，方到美国，从此长居纽约。

残酷的集中营经历和极权社会的政治迫害，促使马内阿和许多有过相似经历的作家一样，用文字见证恐怖和历史。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马内阿显然并不满足于对专制和暴政做简单和肤浅的揭露和控诉。如果说，1992年在出版《论小丑》时，马内阿是一个睿智的斗士，由于情绪冲动，措辞激烈，某些地方处理得有失刻薄；当2003年写作回忆录《流氓的归来》时，66岁的马内阿已显得非常平和。在回忆录中，他奋力抵御了在类似著作中常见的“伤害论”与“犹太人区的染疾”，使其笔下的“记录”呈现出殊为难得的精神特质。

或许正是这种清明和理性，使马内阿拥有了卓尔不群的政治洞见和文学气度。他没有把东欧的整个垮台看成是一种报应，相反面对风暴过后的罗马尼亚，他没有得意忘形，反而充满了担忧:“我们想知道，那些写于战后东欧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这些文学能否在没有约束的氛围里找到新生的力量？我们还想知道，西方的消费社会会不会很快把东欧变成世界闹剧的一部分？电视会不会淹没所有的文化生活？金钱文化会不会比谎言的文化更难对付？”而对于把自己驱逐出国的齐奥塞斯库，当他在纽约获悉其暴毙时，他的直接反应是震惊:因为齐奥塞斯库的死亡，并没有经过民主和公开的审判，“我无法接受这种没有审判的死亡，这一事件对未来的罗马尼亚是个不好的先兆”。

无法确定1986年以后的流亡生涯，对马内阿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声称:如果当初选择留在祖国的话，尽管可能会面对更严峻的环境和挑战。但毫无疑问他会在写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在《流氓的归来》这部自传作品中，他写道，曾有位罗马尼亚女诗人谴责他逃离自己的国家:“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在自己语言环境里，坚持到最后。”他的回答是:“但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得活着。坟地里满是不能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下来了，在坟墓里，他们不再能写了。”在坚持与流亡之间，马内阿毅然选择了后者，我们无法判断这两者之间谁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却清楚，只有去远方，他才能说出真相。

不仅如此，马内阿的“流亡”显然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他自认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因为爱国，他坚持认为自己可以摆脱“那种狭隘的犹太人观念”，然而，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当权者也好，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好，他们同时指着他，告诉他“你是个犹太人”，并借机把造成罗马尼亚困境的责任推卸给他的民族。这样，马内阿既孤立于犹太人圈之外，又不被他的罗马尼亚同胞接纳。而正是这种极其难堪的经历，让他得出一个核心观点:即所谓“在家的流亡状态”。“在家的流亡”，意味着他将永远是一个流亡者，注定无可归属，由此使他甚而弃绝一种归属感。事实上确乎如此，即使到了西方以后，他也觉得自己不属于西方。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拒绝归化的倾向，使他明知在美国继续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将意味着生活的艰难、作品没有读者、长时期的默默无名，也没有像昆德拉一样选择用异域的语言进行创作，然而也正是这种在完全陌生的语境中依然故我的坚持，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了一个流亡作家的风范。

当惨烈的政治风暴不复存在，“流亡”作为一种特定的生存境况，将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事实上这种怀疑并非是一种责难，对当下的一些作家来说，流亡都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标签，一种姿态，甚至有些当年流亡到西方的作家，正是借他们在母国的“苦难”来建立自己的功名。由是，那些依然贴着流亡文学标签在全世界畅销的图书总变得面目可疑。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内阿的“流亡”凸现了其独特的价值。有评论家指出:马内阿的存在不仅昭示着“流亡”，精神上的“流亡”，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宿命。它还让我们意识到:独裁和极权主义的暴君统治仍然在人类的生存中根深蒂固，而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另一种极权主义的暴政。尽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貌似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民主、平等、自由和繁荣的时期，但我们依然得警惕任何以物质、以自由、以繁荣、以所谓真善美的名义同化我们所处世界的企图。

诺曼·马内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