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又出事了!

最近，媒体接连报道了两桩最新的公民“因言获罪”案件。先是山东高唐县董伟等三人因在网上“侮辱”县委书记孙兰雨而被定性为“攻击县委、县政府”的“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时至今日，在案发地“百度高唐吧”里，发帖与删帖的猫捉老鼠游戏仍在继续。新年伊使，辽宁西丰县又派出干警千里迢迢赶赴北京，抓捕“涉嫌诽谤罪”的记者朱文娜，而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则宣称对此“毫不知情”。两起案件均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网民、专家、媒体一边倒地站在平民一方，对政府的公权力滥用口诛笔伐。然而，无论是出于无意还是无奈，当前的新闻报道评论大多带有“柿子捡软的捏”的嫌疑。

观察近年来的“因言获罪”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案件中扮演“恶人”角色的大多数都是县一级政府或领导干部，如“彭水诗案”中的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五河短信案”中的五河县政府、“稷山文案”中稷山县委书记李润山，以及高唐县的孙兰雨和西丰县的张志国。那么，是不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素质足够高、“涵养”足够好，因此从不发生类似问题呢？也许有这样的原因，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受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各级政府在政务公开、透明方面还有待加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沟通渠道也还不是特别畅通。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或网络对政府的言论监督作用不言而喻。有些地方政府之所以视媒体或网络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灭之而后快，正是因为媒体和网络的监督、批评令他们不爽，让他们在行使权力时不能再为所欲为，不得不有所顾忌。很多时候，媒体的“负面报道”还会大大影响官员的仕途。因此，地方政府控制言论、打击“不听话”的记者或网民，是一种十分符合逻辑，甚至“理性”的选择。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这种选择几乎是必然的。

县级干部频频因控制言论而成为众矢之的，仅依结果分析，这不是因为他们试图控制言论，而是因为他们没控制好言论，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惹祸不是因为官大想压人，而是官太小，没把人压死。我们可以再把刚才所述的事件浏览一遍。这次，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即所有的“因言获罪案”都是通过“异地媒体”披露出来的。最先报道“彭水诗案”的是《南方周末》，报道“五河短信案”的是《江苏法制报》、披露“稷山文案”和“高唐网案”的是《中国青年报》，“西丰案”则由《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在同一天披露出来。这些媒体大都与案发地相隔甚远，县委书记们鞭长莫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媒体在事件中要么噤若寒蝉，要么旗帜鲜明地站在政府一边，高唐电视台甚至还连续数日播放了“破获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的新闻。同样，在当地论坛上讨论相关话题的帖子也基本被删干净，以至于多起类似事件中都出现了“事发地网民转战全国BBS”的场面。可见，在政府能够控制到的范围内，媒体和网络的监督权已经基本丧失。如果县政府有能力控制一切媒体和网络，那么以上事件永远也不会被上级政府和大众知晓，“董伟”们也难有洗脱罪名之日。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倒霉的”总是县级干部？地市级、省级，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就不存在“文字狱”的问题了吗？在没有确切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妄下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越高级别的政府，对言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就越不容易使“负面消息”曝光。从这个意义上讲，县委书记们确实是有点“倒霉”。他们官太小，权力范围也太小，以至于在外省甚至中央的强势媒体面前无能为力。但市委书记呢？省委书记呢？总有一级干部能强大到让所有的媒体都闭嘴，所有的网络都禁声，以达到自己遮丑的目的。

有人认为媒体异地监督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异地监督只是在有限程度内回避了公权力控制言论的问题，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如果说A县的负面消息需要B县的媒体报道，A市的负面消息需要B市报道，那么以此类推，中国的负面消息谁来报道？似乎只有靠外国媒体了。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更何况，即使是所谓的“异地媒体监督”，现如今也是阻力重重：西丰公安局的拘捕令不是已经发到北京城来了吗？

当然，我们反对恶意地编造消息、歪曲事实。但是，如果所谓的“负面消息”是真实情况，那么将其报道出来肯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更好地树立政府形象。因此，我们的各级政府即代表人民的利益，就不应排斥媒体和网民的言论监督，不应只允许歌功颂德，不允许针砭时弊。否则的话，只会有越来越多的“董伟”和“朱文娜”出现。“异地监督”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本之计还是切实从立法、司法环节上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有效约束公权力的使用，不再让言论为权力所羁绊。

不要让“县级”成为民主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