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姐最近写了一篇叫《无题》的短文，让我很是感动。我不学无术，知识浅薄，天资技巧和文章内容都属于乏善可陈的类型。这样的博文在远离家乡的花花眼里竟有了一丝阅读的价值，这能不让我感动吗？ 下面我想先分析一下现在老徐为什么不写文章了。 老徐在文学过热的八十年代出过三本书（不是自费的那种），这在乐平是一种辉煌。遗憾的是书比较薄，内容较单一 ——全是关于男女情爱婚姻家庭思辨的话题。老徐因此获得了“爱情导师”和“婚姻专家”的歪号。（一个婚姻专家一生只有二年多的婚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黑色幽默。） 我所知道的老徐另一个写作期是在2001年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景德镇日报》的 刘长庚先生给老徐开辟了一个类似专栏的位置。老徐在那段时间里每周一次不间断的发表文艺随笔和散文。这些文字内容已不仅局限于两性关系了（此后，景报副刊改版，老徐也基本上从此停笔不写了）。 彼时，老徐有时会用“老缠”等其它笔名发表文章，我一眼就看得出是他的文字（我剪贴了他的几乎所有“专栏”文章）。 我为什么偏爱他的文章呢？第一，他敢于突破传统思维，在笔下委婉地表达出来，而且发表在党报副刊上（刘长庚先生的慧眼和勇气功不可没）。 第二，他的文章也许会流于“浅露和直白”，可是我仍然喜欢直言不讳的文风，也许偏激，但是痛快淋漓。因而形成了一种文章的“气场”。 最近我通过网上买了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书籍，细读的过程中，我在不断佩服他们铺陈文字的功力的同时，也觉察出了一丝琐碎和无关痛痒。职业的散文写手很容易陷入铺陈，卖弄和抒情的胡同。虽然也有一些美学价值，但是对写作圈外人而言，职业化后的散文又拥有多少读者呢？ 至于写作的目的，老徐说，他当时怀的是一种功利思想。我记得他2001年在《用身体享受也无妨》中写道：“男人以思想悦人与女子以身体悦人，别无二致。” 对我而言，写作和阅读具有自我渲泄，探讨人生困惑的作用（借用我朋友文章中的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仍然有人在为形而上面的东西激动，在‘好好地思想’——像数学家帕斯卡说过的那样。”） 我的读写目的虽然“纯洁”一点儿，但是自己天资和才情的平庸也将注定一无所成。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写作）方式，至今仍然漂浮在这个世界，身份不定、自我否定、矛盾冲突。 既然这个时代思想已无法取悦于人，老徐放弃写作也就是必然的了。他对我说，写作太辛苦，身体（尤其是眼睛）吃不消。但他仍有表达和倾诉的需要，如果我们三人接连三周不见，大家都会感觉很孤寂，心里闷得慌。 老徐是否进入“述而不著”的年龄，不得而知。而我这种“四不象”的记录仅仅忠实于自我内心的生活，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相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写作者和思考者，今天的写作者的处境是悲凉的。传统的纸媒已经萎缩，当地的文人圈子很难溶入，热心的文学组织者亦已渐失。而且当地的网络写作交流平台尚难建立。 每当深夜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了一些孤独得尚未入眠的同类们的痛苦呻吟。我是幸运的，能够结识那么多善良、热情的文友，而那些尚在挣扎之中的灵魂呢？作为家乡一个较大的官方论坛的总版主，我强烈感觉到如今的言论宽容度越来越小，面对这个悲哀的事实，我们除了无奈又能如何？ 纸媒的情况更是如此，现在家乡的党报副刊上面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了：一类是风物乡土。比如《行在骛源》《春天的田野》《桐江母亲河》，另一类是怀旧的絮叨。比如《我的母亲》《故乡的童年》《年的味道》。还有一类属于一事一理的杨塑式散文，不一而足。 而那些叩问灵魂、探讨世界真相抒发人生困惑的文字似乎已完全蒸发。社会体制和社会传统不仅完全规避了政治和性的话题，连那些看起来稍微有些“不正常”的文字也消失了。这对于写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种悲哀。 （听说黎姐做过编辑，我斗胆出一个题目，请黎姐回忆一下当年的编辑感受，能够爆点“内幕”就更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