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家富豪排行想到的

某报近日发布了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这一消息的发布，如同以往一样，依然是争议不断、话题不断，诸如“国学热”不再，儿童文学独领风骚，纯文学“死水微澜”等。其实，单看一张榜单很难说明问题，可透过榜单，犹如每一个绳子勒过的痕迹，都会让人们对当今文坛有着新的认识。

从一个评论者的立场，我以为以销量排行作为考察文学的一个角度并非没有道理：一部文学作品再好，文学价值再高，如果没有一定的读者群，其杰出的价值就无法发挥出来。当然，这样的评判标准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不少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是一时半会的市场排行能够完全反映出来的，它们也许并不“畅销”，但却“长销”，它以其独特的内涵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作家富豪榜”本身并无对错。

而如此排行所引起的争议恰恰反映了文学写作的价值评标准在当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偏离，——我们评价一位作家重要与否不再是他的作品本身，而是作品能不能换来大把大把的钞票。因而，在这样的评判体系之下，一些写作者为了适应娱乐性的文化需求，为了让自己不被“边缘”，文学的消费功能被前所未有地强化与放大。结果，销售量、知名度上去了，文学作品的审美阅读体系形成了畸形循环。你想看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给什么，我就看什么。久而久之，人们只看好玩的、热闹的、不累人、不费心的，阅读快感的逐渐低级便成为一种必然。

著名作家韩少功说得好，把文学与利益联系起来，不过是一种可疑的现代制度安排，更是某些现代教育商、传媒商、学术商等乐于制造的掘金神话……其实，作为作家也好，作为文学批评家也好，对文学的规律是不难理解的。文学有文学的价值体系，文学的内在价值应当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中得到评价。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即或从经济回报的角度来衡量人们的劳动成果无可非议，但经济回报也只是观察文学的角度之一而已，并不意味着文学等于经济回报本身，或者文学附属于钞票。

文学写作的根本原因，是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的反思和表达，人的这种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文学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就越大。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文学诗人的出现，是因为心灵和灵魂中那种永恒的本能、那无休无止、不可抵拒的诗的冲动。如果文学受到社会利益、欲望的制约，那么就会限定文学写作的目的，扼杀作家自由的创作精神，也就很难从中产生真实的文学。正是如此，文学创作的本质，不是靠外在功利，不靠利益诱惑，没有金钱的刺激，不受物质的干预。

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评论家朱大可认为，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这段话给我们指出文学写作存在着大致三种衡量的思想尺度、精神向度和价值标准：即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中间价值，还有终极价值。可悲的是，一些写作者不仅放弃了文学终极价值的追求，而且认为文学的价值只有市场和版税。于是，市场和版税取代了文学的精神价值、思想价值和理想价值，成为最高价值。

文学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本质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发现民族文化，表述民族精神是作家理所当然的责任。优秀的文学作品存于人的心灵、精神、灵魂之中，这是金钱根本无法企及的。如川端康成在《雪园》、《古都》、《伊豆舞女》里的那种发现日本文化的忧伤与美，民间的插花、茶道、歌妓、禅，无不叫人起感怀之心，穿越国家民族人种之墙，这就是上乘的有灵魂的文学的功能吧。曹雪芹潦倒一生，但这并不妨碍《红楼梦》成为绝世经典；王小波也是生前落魄，但其作品在他去世后感动了一代人，甚至更多。

本人并不反对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文学，但必须强调：文学富豪不等于文豪，作家富豪排行不等于文学排行。文学的核心价值不能通过娱乐性来体现，也不能通过写作者的财富多少来体现。在文学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文学不排斥那些尚显幼稚的写作，也允许存在着问题和不足，但以文学的名义消解文学的意义，给文学贴上“富豪”的标签，则是值得警惕的。

载2011年1月7日《经济信息时报·今日兴义》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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