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池州日报·百姓纪事》）

春节，不知在海外，是不是也像内陆年轻人争着过圣诞节一样，把身上散发一点中国元素视为时髦。从国内常见的媒体上看，泱泱大国的优越性日益凸显，好像全球人都在同庆春节的光临。

春节，是官方的说法，在民间则叫过年。关于过年的典故难以一言道尽，但这种兴趣可能只存在于学者，普通人则没这方面的考究，姑且当作亲友串门、怀念先人的一个借口吧。

春节，对于国人的重要性，从人们怎么打发这个节日即可略见一斑。对过年的郑重态度，以乡村尤甚。进入腊月，便有股浓浓的年味弥漫在乡间的土地上。随处可见人们为过年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现在市面上到处可见的糖点食品，过去的农村是没有这么一项资金预算用于购买的，向来凭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统，越是节日临近，家家户户似乎全为着那一天而忙乎着。切糖，打年糕，炒米，做豆腐，最为隆重的当是杀年猪。借着过年的光，看似很平常的猪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以它的死亡，点燃了人们对未来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杀就杀了，可还要隆重庆祝一番，过去的年月，能杀得起猪的不在多数，理当请乡里乡亲的来小撮一顿，少不了请村庄里有点头脸的人喝几杯小酒，算是过年之前的预演吧。超市里买回来的米糖，色样要好看得多，但总嫌甜味过于浓烈了些，好比贾府里的肉沫茄子，加料太多，全没了茄子的味道。米糖送入口中，除了渗入骨头里的甜味，难以品味炒冻米本身的醇香。

味道虽然少了那种乡村所特有的底色，但却来得方便，而且也少了切米糖时的那种忌口。小小的米糖，因为蕴含着对未来的期盼这一特殊的意义，也容不得随意说三道四。孩子们全然不懂大人们何以这么郑重其事，只是在切糖时被人哄着不到厨房去，免得糖还没切，就吵着要吃糖碎。切糖时遗留下来的碎屑，吃起来风味非同一般，但那毕竟是道败笔，贫穷经不起冷幽默般的赞美。记得有一年父亲正忙着去切糖时，我嚷嚷着要吃糖碎，被霹头盖脸地责备一番，还不知就里，心里委屈了好一阵子。稍稍长大了点，知道了大人们内心的小算盘，无非是要听一些好话，讨个吉利。谁个老人家，开门第一件碰见一个小男孩，无意间说了句无心的吉利话，则要高兴大半天，逢人便要说起几遍，仿佛向邻里晒一晒祖上获赐皇帝封敕的免死招牌。

身居的三线城市，过年的响声不亚于乡村，鞭炮声隆隆响起，此起彼伏。但城市的热闹，因为平日里充斥于生活的喧嚣，反而让人觉得吵得慌。城市人，不用查户口也能断定，往前三代莫不是农村出身，血统的强大惯性，使他们也忙不迭地烧着纸钱，放着鞭炮。与乡村的热闹相比，城市的鞭炮声，只是久居城市的人渲泄内心情感压抑的一种途径，一种可以大声说出来不用担心别人非议的排遣方式。此家与彼家的鞭炮声，听起来融为一体，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如泾渭般分明。

春晚巩哥的一句台词，“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我很有感触，记得很牢。新近的这个春节，我过得就很淡定。该到了遇事不惊的年纪了，我这么对自己说。无意间听人抱怨过年真没劲，我顾自一笑，心想，拥有淡定，其实也很容易，不过，不经过一番思想的折腾，想拥有它，有时也会变得像传说一样飘渺。每过一次年，就要经历一次这样的折腾，折腾久了可能就会觉得，过年中的淡定，和传说一样美好的祈盼，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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