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人力资源报》社记者白静采访：

问：著名学者梁小民在为您的书所做序言中提到：“他的实践经验，让他得到了许多启发与灵感。”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并以此服务于实践，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

答：我是2000年开始自学经济学的，从那年春天开始，经常到北大去和大学隆一起听课。43岁的人了，突然发现：从十六岁上山下乡开始，二十多年农、兵、工、学、官、商的人生经历，都是为今天学习经济学所做的准备。当时主要是听汪丁丁教授和周其仁教授的课，有些大学生听不懂，我能听懂，并且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我有实践知识，会在听课时产生很丰富的联想，所以对理论的理解又快又深刻。当然，在此之前，我还读了茅于轼老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这些书对我转向用经济学来思考社会和企业管理问题，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后来我在《中评网》上读到了很多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并开始为《经济学家茶座》和《经济学消息报》写文章，逐渐结交了一批北京和外地经济学界的朋友。这些年来，我有一个体会：中年人学习理论的好处是，很容易把理论还原到实践中去，并且能够迅速消化理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的一些困惑，在得到理论的强有力的解释之后，往往会让人获得醒醐灌顶的教益。这个时候，你把所掌握的理论，再用来解决实践上的问题，就能一下子把握到问题的本质，于是处理问题就能如鱼得水。

问：您曾经自嘲：“实践管理一脚深，理论研究的一脚浅”。“学习的成本就是孤独和寂寞”。您认为自己是困之勉行吗？可以和大家分享您自己的学习经验吗？

答：学习是为了运用，为运用而学习，不仅有动力，而且有兴趣。这是我的学习体会。凡是为了运用而学的知识，往往容易记得住。所以，学习不仅仅是看书，还得通过不同方式的“讲”和“写”来巩固它。这些年我出了不少书，2004年四家出版社为我出了十七本书——这是一个记录。学了东西你得去用，用得过程就是提升的过程。你要去讲课，你要出书，你就必须去学习；你要给人一杯水，你肚子里得有一桶水。用“教”来促进“学”，教学相长，这可以算是我的学习经验吧。

问：日本战略管理之父大前研一先生提倡：随心所欲，身体力行的生活态度。但随心所欲需要财务自由的支撑；身体力行也需坚定的目标、良好的习惯为基础。可能很多人认为，您潇洒是因为你财务自由了，才能“格物致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一直认为：一个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只有独立之后，才能谈自由，而只有自由之后，才能去谈民主。当然，这里说的独立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能独立了，你就能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安排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自由地安排在什么地方与什么样的人交往。

经济自由、时间自由、思想自由，这是我讲的三大自由。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问：您对现在的思想状态持什么样的评价和态度？

答：过了五十的人，对“宁静致远”的理解，与年轻人的理解，是有本质不同的。辛弃疾的一首《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很能反映人在青年时和中年后的心境：“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规律，不仅是指植物，人也是这样。所以，乘现在是收获的季节，多为社会做一些事，传播一些知识，这是一件对我来说很在意义的事。行走于企业家的学者之间，读书、交友，写书、上课，乐在其中，这就是我眼下的思想状态。

(原载2008年4月21日《人力资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