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海东方早报的记者通过我在上海的同事打电话找到我，说让我写一篇关于《中国足球报》休刊的随感，字数在800－1000字以内。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只是对如此短的篇幅要涉及诸如关于中国足球报的起步到休刊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点异议。不过，最终还是以《我的痛！我的泪！》简单地写了一下对这份报纸休刊的一点看法。

中国足球报的创刊号和休刊号

虽然我不知道《中国足球报》何时才能最终复刊，可最近几天来，我始终在回忆，回忆当初如何进入中国足球报，回忆着曾经共事过的那些老同事，回忆着当初又是如何被迫离开体育馆路8号院的……不管如何，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供职《中国足球报》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进入了中国足球报，自己都不敢想象现在的我究竟会是怎样的情景。

进《中国足球报》前后历时两年……

1991年7月份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研究所从事技侦工作。因大学期间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翻译、撰稿，因而在当时资讯尚不发达的中国体育新闻界就已小有名气了，最多时曾给全国近60家报纸(包括日报、晚报、体育专业报刊)定时、定期供稿，即便毕业后来到北京，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1993年底，当时正值中国足球筹备职业联赛之际，中国足协为了进一步搞好足球宣传工作，决定与国家体委主办的机关报中国体育报社一起共同创办一份自己的机关报——《中国足球报》。不过，最早找我的并不是中国体育报的人，而是中国足协的元老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足球报的创始人之一韩重德。中国体育报社领导认为，8号院内的人足以完成日常报道工作，根本就无需再找外人。但韩老并不这么认为，当他第一次找到我时，就跟我说希望能一起把这份报纸搞起来，而且让我负责国际足球的报道。

我当时主要以报道国际足球为主，兼顾篮球以及其他综合体育。相反，对中国足球本身并无太多的兴趣。进中国足球报之前，我就已出版了多本有关国际足球的书籍。要知道，那时互联网在中国尚未起步，围绕着国际足球的资讯根本就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如此多的来源，因而，出版一本详尽介绍意大利联赛的赛季前指南书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央视在1992－93赛季首次开始直播意甲以及播放德甲等联赛录像时，我就已在幕后帮助央视转播组提供各种资讯，只不过因为当时受军人不能出镜的限制，不可能坐在央视的转播室里充当嘉宾。

韩重德找到我，我爽快地答应了。之后，韩老又把我领到了时任中国体育报社副总编辑袁大任(后任中国足球报第一任总编辑)面前进行详谈，我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帮我解决特批转业，因为国家体委作为部级单位，每年都有特批转业名额并办理进京入户指标。谈妥后，我就开始投入到中国足球报的筹备中。

我当时的工作地点在昌平沙河，从部队赶到体育馆路8号院每次乘坐公共汽车需要两个半多甚至三个小时，毕竟那时的交通远不像现在发达。因而，我一般是一周到8号院两次。而且受部队纪律的约束，不可能想外出就外出，每次外出还需想一个“合理”的理由。报纸正式创刊后，前期是每周二出版一期，周一需要晚上加班。于是，我就调整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把原先部队中周日休息变成了周日上班、周一休息，这样，我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每周一到中国足球报社上班，下班之后自己再想办法赶回沙河。

就这样，我一边帮中国足球报工作，一边等待中国体育报社与中国足协一起帮我办理特批专业。那期间，虽然我已经在为中国足球报工作，但却没有工资，除稿费外也没有其他报酬。而且，每次往返于8号院与沙河之间的交通费都由我自己承担。这样的情景几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

直至1995年12月份，在多方努力下，甚至当时的国家体委党组书记也亲自出面过问，与部队方面进行沟通，按特殊人材处理，我终于脱下军装、落户北京，成为了《中国足球报》的正式一员，关系直接落入国家体委，从此正式开始了足球记者的生涯。

从1993年底到1995年底，两年期间为《中国足球报》吃了多少苦，包括我所在部队领导给我的压力，凡此种种，外人难以想象，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我坚持下来了，最终我也算是得到了“回报”——可以名正言顺地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在《中国足球报》仅一年就被迫离开……

离开部队、成为中国足球报的一名正式记者后，我迎来了或许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不再受到军人不得出镜的限制，我不断成为电视台的座上客，从中央台到北京电视台、到中国教育台……特别是1996年3月份，戚务生率由于根伟、杨晨、张恩华等球员组成的国奥队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男足预选赛亚洲区八强赛，我应邀担任了央视的评球嘉宾。在3.22中韩之战中，因在演播室准确地判断了比赛的走势而得到了外界的一致认可。但也因为那一场比赛，愤怒的我事后以“兰天”的笔名，于1996年4月22日在当时的《新民体育报》上发表了《中国足球十问》。也就是这篇《中国足球十问》，我的人生之路很快就迎来了第二个“拐点”，1996年年底被迫离开了8号院……

在中国体育新闻尤其是足球新闻自由度极高甚至有些泛滥的今天，相信N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这篇《十问》算什么？至于因为一篇文章而丢职？再说了，这篇文章也没写什么啊？跟现在N多声讨中国足球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啥也没有说出来……”

中国足球十问原文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解放。《十问》放在今天的确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但13年前却是“惊魂之作”。《十问》在当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反响，是有着复杂的背景甚至是带有某些政治色彩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出自中国足协下属机关报的一名记者之手，其“性质”也就更为严重了。

《十问》究竟是如何出台的？与本文没有太大的关系，这里就不细说了。我只想说说与中国足球报有关的那一段情况。文章在新民体育报发表后，国家体委高层领导极为震怒，将此文章直接定性为“要否定中国足球改革”。因而，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上海人)次日便亲自飞往上海。体委的领导以中央委员的名义给上海市政府领导写亲笔信，上海当时的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门负责人、市体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班子，配合国家体委派出的专人进行调查，目的只有一个：查出作者究竟是谁！因为一篇文章，调查班子中有三名中央委员，这在新中国体育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不说绝后，至少是空前的，由此不难想象当时文章之震动。国家体委宣传司的领导与上海方面组织的调查组在上海新民晚报社整整蹲点了一周，轮流找新民体育报的编辑、记者谈话，要求他们说出作者。

而在北京，由于我平时思想相对较为激进，中国足球报的领导从总编辑到副总编辑刘焕琦等先后找我单独谈话，询问过这篇文章是否我写的？我当然予以否认。

迫于巨大的压力，一周之后也就是1996年4月底，约我写稿的那位编辑最终把我给交代出来了。其实，把我交代出来也没有什么，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那位约我写稿的编辑在把我“供”出来后当晚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整个报社从上到下都没有说作者是谁，所以让我“放一万个心”，“只要你不承认，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带着调查出来的结果，体委方面的有关人士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从上海回到了北京，随即便通知了中国体育报社与中国足球报社，让报社领导再一次找我谈话，让我交待具体情况。但我依然“死抗”，始终否认是我写的这篇《十问》。

大约一周之后，也就是1996年5月8日，中国足球报总编辑袁大任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了体委领导从上海带回的一份材料的复印件。材料台头是“新民晚报社”，新民晚报社以报社党委的名义、用党性保证：《十问》的作者是中国足球报记者马德兴！而且，上海市政府也在材料上加盖了公章。至此，我再继续否认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当时体委未等我承认，就已作出了处理决定：开除公职！在谈话结束之后，袁大任让我写检查、把文章出台的前前后后交待清楚。

不管如何，我还是应该感谢袁大任，尽管他如今已退休。在体委要求马上将我开除的决定作出后，袁大任可以说是“犯上”，而且是“冒死”决定“保”我。我依然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你年轻，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你是一个人材，这一点，我是认准的。所以，我决定采用‘拖’的办法，你暂时先继续留在报社里，该写稿就继续写稿，但见报时不能署真名，也不要外出采访。”

就这样，我暂时留在了中国足球报。本来，1996年欧洲杯赛将于6月份在英格兰进行，我当时已报名将赴现场采访。因为《十问》，我出国采访的资格自然也就被取消了。期间，只是用各种笔名写稿。那个时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粉丝”也不少，在连续几期报纸未出现我的名字后，中国足球报社的其他记者、编辑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为什么中国足球报上见不到‘马德兴’的名字了？”“我们只看马德兴的文章，他不写了，我们就觉得现在的报纸很没劲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那年在阿联酋举行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由戚务生率领的中国队在12月6日迎战乌兹别克队进行小组赛首场比赛。听从了中国足球报社领导的安排，《十问》事发已经过去快七个月了，我自己也开始有些放松了。亚洲杯之前，北京电视台体育部的哥们找我，问我能否在亚洲杯期间担任嘉宾，我自己想着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便答应了。中乌之战当天，我坐到了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室。

因为中国队在那场比赛中0比2输给了乌兹别克队，我很郁闷。当晚，我很晚才睡着。但12月7日一大早，我在家中便接到了报社打来的电话，说袁大任总编找我。当时我还睡眼朦胧，起床后匆匆赶到报社，来到了袁大任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袁大任便有些生气地对我说：“这回我想保也保不了你了。昨晚你干什么去了？”当时我还莫名其妙，称自己啥也没干。随后袁大任说：“你千不该、万不该，就不应该去北京电视台！”

原来，当初坚决要求开除我的一位体委领导在中乌之战前几天参加网球活动时不小心把脚扭伤了，不得不住进医院。中乌之战比赛时，这位领导在病床上看到了北京电视台演播室中的我，而北京电视台当时偏偏出介绍嘉宾字幕时，在我名字的后面写上了“中国足球报记者”。这位领导很生气，半年多之前就下令要将我开除，结果人到现在还没有走！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一大早，便通过秘书直接打电话到中国体育报社，把报社领导“臭骂”了一通。领导又找到袁大任，也“臭骂”了袁大任一通，“拒绝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一点没有领导干部应有的党性与原则”……

就这样，袁大任只能让我办理离职手续。但我还是要感谢袁大任。办理离职手续前，袁大任对我说：“小马，你还年轻，尽管是上面领导要求开除，但你还是以主动辞职的名义写一份辞职报告。这样，你的档案中也不会有这样一个‘污点’。而且，我可以保证：中国足球报社、中国体育报社绝对不会在你的档案中放进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就这样，我离开了中国足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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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份，已在体坛周报干了九年多的我从北京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前往巴特基辛根去采访正在那里集训的中国08之星青年足球队。在机场，我遇到了袁大任，他当时是前往科隆参加一个活动。那是我离开中国足球报后近10年第二次见到袁大任。我知道，那个时候，他也属于“不得志”的一类领导干部，尽管不是因为在处理我的问题上“违上”。我们在机场简单聊了会，尽管我没多说，但从我内心来说，我始终是对他心存感激，是他没有让我留下“污点”。

十多年来，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从来就没有向外人公开过，在现在N多的年轻人看来，那一段历史彷佛天书般令人难以理解。但今天，在中国足球报宣布休刊之际，我不得不往事再提。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如果不是因为一篇《十问》、最终被迫离开中国足球报，或许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但是，作为我足球记者生涯的起点的《中国足球报》，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2009年3月7日晚于北京

我也踢球忽悠去了

我VS守门员杨毅：我们“打”的就是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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