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节后上班第一天，收读了著名作家杨啸先生于兔年春节发来的电子邮件：“国震：谢谢你的短信祝福。给你和全家拜年。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妙笔生花，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另附去有关浩然和我的短文一篇，请你一阅。杨啸 大年初一”

杨啸先生用附件发来的《关于<霞云岭>》一文，讲述了他60年代写作长篇小说《霞云岭》的经历，以及书稿从“失踪”到40多年后意外“归来”的传奇故事。现将此文转发于此，与博友们共享。

关于《霞云岭》
——代后记

杨啸

1963年，我写了一部10多万字的中篇小说，题名《眼睛》。是反映当时农村生活题材的。初稿写出来后，请浩然看了。他看后认为，基础很好：题材好，故事好，人物形象、性格也都写得不错。不过，在他看来，故事、人物、情节，都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展开的余地。他认为，这应该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他对我详细地谈了他所设想的对稿子的修改意见。并建议把稿子改成长篇后，书名改为《霞云岭》（因为原稿中的地名叫霞云岭）。我很同意他的意见。就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对稿子进行重写。当时，他正住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中国作家协会休养所，写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二部。他建议我也住到那里去，和他一起写。他写他的，我写我的，以便他随时对我写出的稿子提意见。如能这样，我当然高兴。于是，他就和中国作家协会有关方面联系，帮我办了住到那里去的手续。当时，我正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我就向班里请了假，于1964年的2月间，住到那里去写这部长篇小说稿。
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在那里长期住着写稿子的，除了我和浩然，还有安徽的作家陈登科、福建的老作家马宁。另外就是一些外省的作家，短期在那里住，然后走了，又换成别的作家进来住。
八大处位于北京西山的翠微山、卢师山和平坡山之间，是八座古老的庙宇。一处（长安寺）和二处（灵光寺），在山脚下；三处（三山庵）、四处（大悲寺）、五处（龙泉庵）、六处（香界寺）、七处（宝珠洞），依次向上，一处比一处高。到七处，就到了山顶最高处。八处，则是从另一条山路，向东北方向走去，和其他几处，都不相连。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休养所，就设在八处（正果寺）的一座院落中。
八处（正果寺），是八大处中最古老的一座寺院。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又传建于隋仁寿年间）。正果寺坐北朝南，位于卢师山腰。山门前石阶数十级。山门之上的石额上，刻有“古刹正果寺”五个大字。山门以北为大雄宝殿。殿前有铸于明朝的大铁钟一口，钟身铸有《摩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文（我们有暇时常站在钟前津津有味地念诵钟上的经文，以致后来都能背诵了）。院中有一棵大黑枣树，粗壮高大，枝叶婆娑，树龄不知有多少年了。殿东为禅堂院。大雄宝殿以西有一院，院门为宝瓶形。出此小院西门，有座重檐八角亭。亭北是一宽大的敞轩，内悬木制匾额，上刻“招止亭”三字。匾下嵌一碑，上刻《秘摩崖招止亭记》。敞轩以北为秘摩崖。此处一巨石自山顶凌空而出，突兀奇险。石上刻有“天然幽谷”四字。旁侧有一洞，名“真武洞”。
寺庙的院子里，北面是正殿，东、西、南各有平房数间。大概是当年僧人居住的禅房。住在那里的作家，每人住一个单间。浩然住的那一间是西房，我住的那一间是东房，正好窗户对着窗户。屋子里有桌子、椅子、床和被褥等。桌子摆在窗前，我和浩然写作时，抬起头来，隔着窗玻璃就能互相看到。
八大处历来是北京著名的游览景区。只是当时那个年代，有兴趣游山玩水的人很少。尤其是八处，和其他七个处又不是一条路线，当游人游过其他七个处后，就已经累了，很少有人再到八处来。所以，这里虽然也是开放的游览景点，但游人寥寥，环境十分安静。
休养所有一位姓张的管理员，40多岁，为人热情；还有一位专为住在那里的人做饭的老大姐，也是40多岁，有着一手很好的厨艺。按照预定的食谱，谁想吃什么，就事先告诉那位老大姐，她就按照每个人的要求，给大家做。饭菜总是做得十分适口。
浩然每天都起得很早。一般都是清晨五、六点钟就起来写作了。当八点来钟吃早饭时，他常常是已经写完了一、两千字；并且每天晚上他都要加班。这样，他常常是一天要写一万多字。我的习惯是不大起早，晚上会和他一样地加班，一天也就是写四、五千字。
我每写出一、两章，浩然就拿过去抽工夫看。看过之后，就把他的意见写在纸上，附在我的稿子上。以便我参照他的意见再进行修改。
每天吃过晚饭后，浩然和我（有时也有别的人），就到院子外面的山路上散步、聊天。谈生活，谈创作，谈往事，谈未来，总是谈得十分开心。
夏天，有一段时间，和我一样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深造的张长弓和王栋，也到这里来住（也是浩然帮助联系的）。张长弓是和导演广布道尔吉合作，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写一部名为《乌兰奥德》的电影剧本；王栋则是写一部中篇小说。假日，在《红旗》编辑部工作的王主玉，也常到山上来看我们。每当王主玉来了，我们总是要欢欢乐乐地聚会一场。到山下的小铺里买来红葡萄酒、啤酒，以及香肠、松花蛋等下酒菜，开怀畅饮。常常是一醉方休。
就这样，从2月中旬到8月底，半年多的时间，我把原来10多万字的中篇小说，改写成了一部30来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事没有完，留下了悬念，接着还准备写第二部）。我正准备把稿子再修改一遍，就接到了文艺研究班的通知，让我回呼和浩特，参加文艺整风。于是，我便带上刚写完的长篇小说《霞云岭》的初稿，离开八大处，于9月3日，回到了呼和浩特。
回到呼和浩特后，即参加了内蒙古文艺界的文艺整风。利用整风的空余时间，我参照浩然对《霞云岭》稿子的意见，继续对稿子进行修改。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我把稿子又修改了一遍。在第二年的春天，正好张长弓要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交他修改后的长篇小说稿《边城风雪》。我就请他把我修改后的《霞云岭》稿子，也带去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事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曾向我约稿）。
1965年7月，我从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毕业后，回到了伊克昭盟党委宣传部（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期间，我的编制一直仍在伊盟盟委宣传部）。就在此时，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信上说：他们已经看过了我的《霞云岭》稿件，认为稿件的基础很好，作一些修改后，即可出版。并附来为我请创作假的公函。当时，全国都在农村开展“四清”。时任伊克昭盟副盟长兼盟委宣传部部长的吴占东同志，正担任东胜县泊尔江海子公社“四清”工作总团的政委，他建议我最好先参加一期“四清”，对农村的情况，再做一番深入地了解和考察后，会把这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稿子，修改得更好。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于是，我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回信，决定先参加一期“四清”，然后再去改稿子。就这样，我就随同吴占东同志一起，到农村去参加“四清”了。
然而，没有想到，我参加的为期一年的“四清”工作还没有结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要出版我的儿童长篇小说《红雨》。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子，曾向出版社提出索要我的《霞云岭》稿子。出版社的人回答说：曾分管我稿子的编辑正在外省“五七干校”劳动，别人不知道稿子放在何处，没有办法还给我。
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又向出版社要我的稿子。出版社则回答说：稿子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再也找不到了。
这件事，这些年来，一直使我感到遗憾不已，痛惜不已。
没想到，最近我却在偶然间，在家里堆放着许多旧书、旧稿的一个壁橱旮旯里，意外地发现了这部稿子。这真使我感到惊喜不已。就像是丢失了多年的一个亲生的孩子，突然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连忙把稿子重读了一遍，读起来竟感到是这样的亲切。也许这稿子写得并不是多么好，但正是由于以上的这段经历，就使我对它格外地敝帚自珍了。
这部我原来认为被出版社丢失了的稿子，怎么会在我现在住房的壁橱旮旯里找到？我仔细地想来，大概是当年我给出版社写信，说我要先参加“四清”，短期内不能去出版社改稿子，出版社就把稿子给我寄回来了。然而我自己却没有印象。在我的印象中，稿子一直还在出版社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向出版社要稿子，人家自然是不可能找到的。这些年来，我一直以为稿子是被出版社弄丢了，还真是冤枉了人家。当年出版社给我把稿子寄回来，我把稿子放到了什么地方，竟然完全忘记了。因为印象中稿子已经被出版社丢了，所以也就没有再认真仔细地找过。后来，我从伊克昭盟调到呼和浩特，接二连三地搬了几次家，不知怎么的，就把稿子弄到现在住房壁橱中的旮旯里去了。
不管怎么说吧，原以为丢失了的稿子，现在意外地找到了，总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2010年11月15日

附：
杨啸，1936年11月生，河北肃宁县人。1965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40余年来，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雨》(拍成电影)《绿风》、《紫云》、《鹰的传奇》三部曲；短篇小说集《笛声》、《火苗》、《小山子的故事》、《荷花满淀》、《青翠的松苗》、《杨啸作品选》；长诗《草原上的鹰》；短诗集《冬冬的故事》、《柳笛》；童话集《小金牛学艺记》；寓言诗集《蜗牛的奖杯》、《幽默寓言故事精选》等，计30余部，500余万字。另有与人合作的8集纪实电视片《平原诗篇》、6集纪实电视片《太行魂韵》、长篇报告文学《辽阳故事》等。作品译成英、法、德、日、朝、蒙、维、盲等多种文字，荣获自治区文学评奖一等奖、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奖、全国寓言文学一等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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