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书商的前世今生
-----在残酷生存中诗意抗争

（转自《中国图书商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３日 作者 任志茜） 诗人书商的离去和坚守 当城市诗诗人、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波，在今年年初被“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评选为“２００６年度诗歌贡献榜”人物时，他的朋友、“莽汉派”代表人物李亚伟也凭借《豪猪的诗篇》获得年度最佳诗集。但李亚伟已经在２００５年告别了十几年的民营书商身份，退出了“书业江湖”。同样凭借《豪猪的诗篇》，２００６年４月，他成为２００６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诗人”，在致获奖辞时大声疾呼要“恢复对文字的敬畏”。这一年多，李亚伟来往于北京、成都、云南等处，回成都继续他的饭馆生意，去做丈夫和父亲，去香格里拉盘下一处旅馆，也会约朋友在成都翟永明的白夜酒吧相聚、喝酒，众人欢笑，他会用他的川东口音大喊：“我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生活还在继续，想走的走了，还在的仍旧坚持。莽汉派另一代表人物建立的紫图公司，一直独自生长着，共和联动也在不断推出新作，《诛仙》等畅销书还在市场上卖着。虽然，李亚伟将自己离去的主要原因归作贪玩和懒惰，但民营书商面临的严峻环境，竞争加剧、利润摊薄、身份尴尬等多重困境，让他选择了自称非常明智的放弃。他的退出，让张小波很震憾。他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到，李亚伟看起来从容淡定了许多，“来年，等我彻底收手，万事皆空，我就会去南方找你。”十几年前，上世纪６０年代出生、８０年代末出现的一批诗人，被称之为“第三代诗人”，他们在差一点“全民皆诗”的１９８０年代相聚，又各自离散，不少人做起了第一批民营书商，成为“当代富豪诗人”。而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写作，一直到新世纪的诗人被称为中间代，这些人，有的也以书商的身份投身到出版业，如下半身诗人、一直鼓吹文学死了的叶匡政和众多校园诗人。诗人书商为大批读者策划、引导和满足阅读欲求。同时，这些富豪诗人也反哺诗歌，出版诗集，为诗歌的发展努力。在位于北京北四环科群大厦的一间没有标示的办公室里，陈刚和同事规划着未来。于２００４年底在投资人的支持下成立北京胡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他，在北大度过了１０年的求学岁月。胡杨是两个合伙人的姓，亦指沙漠中生长的植物，象征文化生命力的坚韧。他在２００７年要做很多事，要继续开发“汉语江湖”，要继续发掘民间学者，要坚持文史哲类图书的路线，要使资金链保持顺畅，还要出诗集。曾编辑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桑海亦有多种身份，他是教育部所属某教育中心的培训部副主任，还是清华大学２００７级博士，同时也是民营策划公司文脉堂的股东之一。公司从２００５年创办至今，挺了一年多，为了融资，股东已经从当初的四个发展到近十个，最近刚进行了结构重组和股份调整。要活下去，要慢慢做大。做过广告人的诗人叶匡政深谙如何能引起公众关注，在２００７年新浪开博后，便一直鼓吹“文学死了”一说和“中国文艺复兴宣言”。人们眼中的他，更多的是言论激进活跃于媒体的诗人，但他还是合德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从２００１年底公司成立以来，他一直在做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系列，２００７年刚刚获得的投资和一系列的规划让他踌躇满志。 生存环境严峻艰辛 虽然民营书商已成为中国出版发行业无法忽视的力量，但他们却生存在夹缝中。“国有是压倒一切的主流，小个子民营是补充。随着竞争的加剧，盗版和准盗版市场也在竞争中长大。”李亚伟如是表述。让人压抑却无可奈何的是，由于渠道长时间拖欠货款，书商的资金链很容易崩断，最后死在江湖。“很多人最初可能是想捞一把就走，１９８０年代也确实有这样的情形，但现在，没有几年的铺垫，公司根本运作不起来。”作为刚入行的小公司，陈刚感受到了渠道的压力。而身份问题，是他们更大的困境。名分的缺失，让他们付出更多的成本；但畅销书榜的图书，也常是他们所为。灵活的运作机制，使得他们在市场应对方面更加敏捷，但出于生存本能，经营活动往往短视，大量跟风书往往将尚有可为的领域提前搞死，，这也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愈发混乱。在混乱的市场，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是他们一直在探寻的。作为１９８０年代“夏雨诗社”的主要领导之一，张小波选择了一个可以“自嘲”的职业。他说自己策划了太多速朽的、用过即扔的，甚至几同于垃圾的书籍，但不会后悔。他坚持这样的理念：人民群众有满足自己的低俗情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会策划出版李亚伟、孟浪的诗集，尽管包赔不赚，仍发下宏愿要继续为之。在那篇李亚伟离开之后他写的文章中，也有抱怨：“我们做的这是什么倒头生意，妈妈不疼舅舅不爱。盘子不大，贷款无着，知识分子不鸟你，读者不买账。十余年来在图书行业被辱侮性地称为‘二渠道’。”１９９３年，靠做枪手攒了三万块，做过语文老师、开过饭馆的李亚伟从重庆到了北京。虽然初来北京发出的“这辈子想挣够１０万”的豪言成了圈子里的一个笑话，但他碰到了同时是小说家和诗人的书商，并以最快的速度当了书商。当年拉他进来的写小说的洪小东、写诗的陈胖子，现在还在做出版，而他已经潇洒地离开了。“有可能就挣一点，有必要就赔一点。”叶匡政自称是行业者的坚守者，眼看着今天这个人走了，哪天那个人跑了。他作纸生态书系就是希望通过对社会精英的影响，藉以改变和推动社会思潮。但他的２００６年并不顺利，虽然预测到了历史热，但因近现代史题材的敏感，很多内容无法出版。２００７年或许是个转折，一笔投资，不仅让他把公司搬到繁华的王府井，还有了新的规划，希望能在国学领域、公民社会和媒介影响力等方面，策划出版一些思想普及读本。在他看来，１９９０年代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大，学者基本上进入专业领域，精英思想和大众隔绝了。像流行的余秋雨、于丹等人就是在做这样的学术普及工作，而这些普及读物也恰好满足了大众的需求。有过在作家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经验的桑海，由于北师大师兄兼好友刘太荣在２００５年推出历史小说《亭长小武》的成功，促使他们在２００３年就开始的设想终于在２００５年秋实现。４个校友，１５万的注册资金，他的书商生涯就此开始。虽然充分预计了困难，但实际上要困难得多，借钱，不停地借。他和刘太荣甚至还曾找过地方开饭馆、咖啡馆，但骨子里还是有个文化情结。 自我身份的分裂还是统一 诗人和商人的气质是否统一，年轻一代书商的感受和先行者却有分歧。作为北大《我们》文学社和左岸的创始人之一，陈刚认为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他是在学校读书的“校园诗人”；另一方面，他是出没在商业社会的书商。只有在夜晚，拧开台灯，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诗，才算回到了内心。他用诗人王怜花的话处理自己的分裂：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赚钱养活自己的职业，把爱好当职业很容易把爱好也给毁了；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享受，一种很隐秘的、自我的精神享受。做书商，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谋求策划畅销书，他还要和自己的知识分子气抗衡。他说，诗人做书商是带着镣铐跳舞，在推广自己喜欢的东西中寻找好的平衡点，把做的事情当作为诗歌积累人生的素材。２００７年，他准备出一些诗集，也观察到上海三联版黑色封面的《海子诗全编》，在市场上极度缺货，却又无可奈何。桑海作为１９９３级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虽然也为当时的五四文学社写稿，作了不少工作，但，当年被誉为师大才子的他很忌讳文学青年的称号。“那会说你是诗人已经是骂人的话了，学校里比较牛的人会干两件事，第一件事考虑从政，在系里做做干部，第二便是娱乐，参加社团活动。诗人，已经没落了。”现在的他也不关心诗歌界的事，更多的是忙于自己的职业。居京城不易，桑海在北京安家的经过颇为周折，但各种经历都和文字有关。“商人和文人的分裂？挺强的。我是性格和观念上很平和的人，不太喜欢争。做事情是看对朋友有所帮助，而不是自己获得多少好处。但做事，就要去争取，这样的冲突很累”。有关诗人和商人的身份问题，李亚伟解决起来倒颇为得心应手。“浪漫情怀、想像力、梦想等等，能使商人将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而这些正是诗的特质。那些帝王将相，南征北战时也常常写点五律和七绝，歌以咏志。诗人从不弃绝社会生活，相反，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先锋。很多人一生只写很少的诗，有的甚或从不写诗但很诗意地生活，这些更是我敬仰的诗人。我基本向他们学习”。当叶匡政事隔十多年回忆第一本诗集《城市书》在１９９９年出版，并就此进入出版界时，仍带着兴奋。他初二就发表诗歌，大学里学了经济法，做过记者，做过装饰公司的科长，还南下广东开广告公司，却又是中间代中第一个写城市诗的，第一首诗的题目是《银行》。但他给别人张罗却是在２００１年，为了给同是老乡安徽合肥人的梁晓斌出诗集。不久，到军旅诗人简宁拉莫言、邹静之等十几个股东开办的嘉孚随文化公司任副总，出了一些文学书，直到因纸张和装帧设计的分歧离开，并自己开办合德堂。叶匡政言称自己做书的轨迹和个人成长一致，所做的都是喜欢的。诗人和书商，一个是创作者，一个是文化传播者，如果没有新想法，维持和重复的时候，文化传播就是商业行为，而想法落地时的快乐和创作的快乐是等同的。不管是矛盾还是统一，当诗人成了书商，很少写诗，但他们对诗歌都有反哺和支持，以作为对自己诗歌生涯和诗歌事业的总结和支持。紫图公司创立人，莽汉派代表人之一，用在１９９３年出书挣的第一笔钱，编了一本《中国后朦胧诗全集》（上下册），精装本，印了三千册。又支援诗人杨黎行走大半个中国，采访了全国民间近百名诗人、小说家、思想家，汇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和诗人的总汇。作为探索语言感受力和表达能力的诗歌，和诗人，如何改变社会呢？在叶匡政看来，诗人影响一流小说家，一流小说家影响二三流的小说家，小说家在文学领域影响大众媒体，如此，整个社会的语言就会有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