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长大的爷爷其实是我的姥爷，我从小跟着姥爷姥娘长大，一直称他们爷爷奶奶。小时候，见到从农村老家来的爷爷，因他下巴上留了一部长长的胡子，我便叫他带胡子的爷爷。那时候，爷爷常逗我：“不听话，就让带胡子的爷爷把你领走，那才是你亲爷爷。”

其实爷爷是给我开玩笑，从小，爷爷就搂着我在一个被窝里睡，他怎能舍得让别人把他一手带大的“外甥狗”领走。

小时候，笔者很是没出息，经常尿床，尤其是冬天，把被子、褥子尿的一塌糊涂，只要我一尿下，爷爷便把我挪到他睡的一边，自己躺在湿漉漉的地方。

有时候，爷爷带我出来玩，他那不多的零花钱，都给我买了吃的。但从我记事起，我们家从没买过甜瓜吃。听奶奶说，一年夏天有次下大雨，爷爷领着我在一个大门过道里避雨，正巧碰见一个卖甜瓜的，馋嘴的我闹着非要吃，爷爷就卖了一个，没想到吃完我便口吐白沫晕了过去，爷爷慌忙抱着我跑到医院，经过抢救才算化险为夷，想来是食物中毒了。从此，我们家再不买甜瓜吃了。

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次爷爷带我到朋友家去玩儿，路挺远，我走的又累又饿，哼哼唧唧赖在路边不肯走，爷爷哄着我走到一家饭店前，买了点猪头肉夹在烧饼里，我大口小口的吃，想来爷爷也饿了，但舍不得自己买一个，给我说：“小，给爷爷咬一口。”我拧着身子不给，爷爷叹息道：“外甥狗，吃饱了就走，长大了，还不知道能得上济吧。”（济南方言：孩子长大回报老人叫“得济”）。

爷爷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不懂建筑技术的他只能当一名拉砖和泥看工地的小工。笔者小时候，曾跟着爷爷到他干活的工地玩耍，看着带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爷爷吃力的推着装满砖头或水泥、沙子的小独轮车，在工地上一趟趟来回奔跑，或者佝偻着腰与别人抬着大筐在搭起的架子上上上下下搬运建筑材料。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汗水浸透了满是污渍的帆布工作服。

爷爷不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爷爷出身于大户人家，家里颇有积蓄，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爷爷的父亲，我的老姥爷让几个儿子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姥爷从小还练就了一手苍劲的魏碑体书法。

大明湖路未拓宽及明湖景区扩建前，这一带有很多老式四合院，院门都是两扇黑漆大门，冲着大门是一坐山影壁。

文革时，大明湖路的街道居委会让爷爷给每个四合院的大门上、影壁墙上都书写上主席语录和诗词。那时，爷爷每天忙忙碌碌，把一扇扇门板先用油漆涂成黑色，在中间用红油漆涂个长方框，比量好字的大小，最后写上红字。再就是蹬着梯子、站在凳子上，把一面面影壁墙用油漆刷好，写上语录。

爷爷写字时，总有许多人围着看，边看边啧啧称赞。那时，我走在大明湖路上，常骄傲的指着大门上的字给人们看：“这都是我爷爷写的。”

爷爷可以写半米见方的大字。当年，单位上、街道上、红卫区（即今历下区）革委会开会，会场上的标语、横幅、发的奖状等都由我爷爷来写。爷爷曾得意的说，当时，革委会找了几位书法家来写字，最后只把他留了下来。

然而，在那个年月，知识只被当做装饰门面的点缀，家庭出身不好的爷爷并没因有知识就摆脱了当小工，推小车、抬大筐，后半生困窘的命运。

辛苦了一辈子的爷爷没能等到我回报他就去世了。

他从建筑公司退休后，为了补贴家用，一直在外面给一些单位值夜班。直到1983年，我上大一那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他下班回家，当走到老东门时，突发脑溢血栽倒在路上。

如今，随着大明湖路拓宽和大明湖景区的扩建，许多老四合院荡然无存，爷爷留在大门上、影壁上的墨迹也随之杳无痕迹。留给我做纪念的，唯有几支他写字的斗笔和当年区领导送给他的几本红塑料皮笔记本。

爷爷离开我已近三十年，但他的音容笑貌我从没忘怀，梦中仍时常看到他慈祥的笑容和那苍老的身影。又是一年清明，这篇不成样的短文，算是对爷爷的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