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与玫瑰：西南联大的私人记忆

■曹庞沛

西南联大学生示威游行

西南联大图书馆内景

70年前，在古老东方华夏的大地上，几万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碳，遭遇了一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中国大半壁河山沦陷，教育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众多大学历经千难万苦举校西迁的“长征”。

抗战之初，我的族宗外公王世杰主持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在他的组织召集下，决定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一，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这是教育界第一次名校强强联手，为中国历史上一代旷世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由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直至抗战胜利结束，1946年7月解散。

当时的西南联大学者云集，群贤毕至，荟萃了闻名于世的许多方家、教授，若星光闪烁，造就了战时昆明的辉煌，耀眼全球。被历史学家称为“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最好的大学”，享誉“中国大后方学术文化交流中心”的美名。

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我姨妈王德芬就读于西南联大。她从小养尊处优，衣食无虞，美丽、漂亮、大方、贤淑，传称为“西南联大的淑女”。童年在故土家园的门前，看惯了一脸凶相、蛮横无理的日本浪人，深恶痛绝。名副其实的国仇家恨让她义愤填膺，化作一股力量融合着青春的激情燃烧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求知的课堂。“枪炮与玫瑰”是那个时代大学生们花季年华的主题。

物质世界惨遭战争的重创。日寇飞机野蛮狂轰滥炸下的昆明，社会动荡、时局频危、人心不安。“市井”一派凋敝，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贫困、饥饿、疾病主导了这陷于深重灾难的“彩云之南”的悲伤色调。广大民众的实际收入越来越少，浮标开支越来越高，但真正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几年前的二十分之一，而且每况愈下。西南联大的一般学生，穿的只是两套黄布制服，住的就是新宿舍也为土墙泥地稻草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屋40人，排满了双层床，一切生活靠救济金、贷金维持。在饮食上，因节约，学生们自办膳团，轮流采买，伙食费与贷金相等。全校师生一日两餐（早餐由自己解决），杨振宁、李正道等众多学生只素无荤。市场上卖的糙米有相当多的沙子、稗子，经常是白饭伴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喝点菠菜豆腐汤就很高兴，更不用说吃肉了。那时为补贴开支，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挂牌刻章、朱自清熬夜写稿、沈从文以步当车、吴晗割爱卖书、梅贻琦夫人卖糕、李晨岚卖画、董作宾卖字都是常事。以至几十年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到此参观曾发出过一句感慨：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极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了不得”。

精神生活幸遇爱情而浪漫。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王德芬寄居在金鸡巷的一套平房里，后移宿“先生坡”。紧张的学习之外，她总还要与大学生们组织、参与各种社会交往活动。如参加报告会、座谈会、联谊会、交际舞会，还和同学们研讨抗战的形势、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闲暇时，相邀三五个要好朋友，还有自己的恋人程君礼，一起迎着朝阳，送走晚霞，穿过相峙伫立的“金马”牌坊与“碧鸡”牌坊的金碧路，畅游闻名遐迩的“翠堤春晓”---翠湖，踏青螳螂川、沐浴“天下第一汤”安宁温泉的龙气玉液，登高五华山、听圆通寺的暮鼓晨钟，上大观楼眺望“五百里滇池”，逛文明街，领略“三市”（即夜市、春节儿童玩具集市、书市）所体现出的老昆明精华和古风民俗。除此以外，他们也还要去光顾光华街上“第一中菜馆”的“海棠春”，景星街上的“小胖子烧鸭”，“仁和园破酥包子”，特别是品一个家乡人开办的“蜀香川菜馆”之麻辣佳肴。当地的名小吃还有“过桥米线”、“炖牛奶”、“烧饵块”，使大家在战争年代，乐享青春激情岁月中难得的一点偷闲愉快。

那时，昆明有一条晓东街，它可以喻为战前东方大都会---大上海的“大世界”，与陪都重庆的上清寺齐名。街上有家久负盛名的“南屏”电影院，经常放映美国好莱坞的经典爱情大片《魂断蓝桥》，还有“大光明”剧场，以及那星罗密布的咖啡馆、酒吧、饭厅、商场。不时穿梭着美式敞篷吉普车或“道奇”卡车，串起一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浮华世态中的热闹、繁荣之景象。

此间，王德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大光明剧场观看美国著名戏剧家丽琳·海尔曼创作的话剧《守望莱茵河》。这曾在当时是美国百老汇上演的第一部反希特勒、反纳粹的戏，讲叙的是德国流亡者缪勒原---一个反法西斯的人类正义斗士谈情说爱的故事。此剧引起了学生们深深的共鸣。

1944年9月9日，这寓意天长地久的吉祥美好日子，王德芬与程君礼喜结良缘，在昆明巡津街美军豪华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校长梅贻崎亲临证婚。新婚燕尔，他们决定寻求或制作一种能见证结婚的信物，以示永恒的纪念。通过商量，想到了著名的闻一多教授。那天，他们结伴而行，去西南联大，恭请闻教授治印。闻教授常年身着一件褪了色的灰色的长袍，俊雅面容的两颊略蓄络腮，颔下飘曳着一绺美髯，一表学者风范，使人颇感亲和，毫无架子。在听他们说明情况后，立即满口答应，还说了两句祝福的话语。不几天，就在他们送去的一枚象牙质料图章上，闻教授用擅长的钟鼎文雕刻出来“百年好合”四个大字，同时还刻上边款，以“甲申岁晏”结尾，赠给了他们。后来此宝物被“文革”铺天盖地而来的“红海洋”席卷而去，直到落实政策，清仓退物时，才四处千方百计打听到这枚十分珍贵的象牙章，化作了一个人的烟杆嘴子，正像吐出来的缕缕青烟，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之中，让人痛心至极。

日月似梭，往事如烟。昆明是一座美丽、英雄的城市，天上人间都可圈可点。纵然大自然常年四季嬗递，当带走了春的气候、春的气象、春的气息之时候,却会使作为一个普通学生代表的王德芬更觉得有一种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人生之春的情感，春的情调，春的情怀。当然西南联大的历史也在此获得了永恒！

原载 《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2日第4版 （责任编辑 庄元）

弦歌不辍夜未央

---文学叙事中的西南联大

编者按：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日，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这是一所我们不能也不敢遗忘的大学，它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它艰苦时代发出的光芒仍照耀着未来。对西南联大的追忆和思索需要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细节中，去触摸那被尘封的情感、思想、责任和使命。为此，我们编发这组稿件，帮助我们从记忆和细节中重回那充满艰辛又充满激情和力量的时光，领略西南联大飞扬的风采……

■李钧

西南联大校舍全景

西南联大教师在讲课

西南联大部分学校领导人合影

西南联大不仅参与并见证了古老中国的八年抗战浴火重生，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留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故而70年来，它被演绎出无数寓意深长的掌故，总结出了诸多高等教育原则。然而史述资料和研究论文多给人“可信而不可爱”之感，因此，当我们从诗性审美的角度回望西南联大时，似乎更能触摸到联大师生鲜活的生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书写西南联大的文学作品可谓多矣，最著名的当数鹿桥的《未央歌》和宗璞“野葫芦引”系列之二《东藏记》。巧的是，两位作者都与撰写《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的冯友兰先生有着密切关系。

鹿桥（1919-2002）本名吴讷孙，出身世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并留校任教，1945年入耶鲁大学深造并获得美术史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等高校，成为著名的美术史家。鹿桥的《未央歌》完成于1945年，1959年首先在香港出版，台湾版196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说起鹿桥与冯友兰的关系，翻译家李赋宁记得，吴讷孙1939年在联大读二年级时，一度感到生命空虚，甚至想到自杀。后来想起冯友兰先生曾开设修身课，遂前去请教人生真谛。经过冯先生劝导，又读了冯友兰的《新世训》等书，吴讷孙改变了厌世的人生观。正是有感于大学时代对人生观形成与人格成长的重要性，吴讷孙将《未央歌》写成了一部“爱与美”的青春小说，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集中探讨了一个人在大学时代如何追求人格完备和完善的问题！

鹿桥在余孟勤、伍宝笙、蔺燕梅、童孝贤身上寄托了完美的人格理想。余孟勤具有“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理想人格：他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发愤忘忧，惜时如金；他主持难民救护站，并参与劳军和宣传工作；他的完美主义作风在同学中赢得了“圣人”称号。伍宝笙则是“厚德载物”的榜样：她秀外慧中，有一颗普度众生的仁慈之心，是同学们心中的观音。蔺燕梅才貌俱佳，却稳重谦和，逐渐成熟，并养成了特立独行和忍受孤独的个性，如同一个圣洁的天使。童孝贤则真诚地关怀和帮助每一个朋友；他无忧无虑，快人快语，心地坦诚，从善如流，“用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他们身上那种遍被华林的爱心，“少年听雨歌楼上”的欢乐向上，给菁菁校园平添了一种诗的情绪、歌的律动；那些美好品格则通过老生带新生的“训导制”传递给了更年轻的同学，“刚毅坚卓”的校训和健康俊朗的校风由此而成。这种“传帮带”式的训导制至今仍在台湾大中学校普遍施行。

乐观的精神、青春的情调、浓郁的哲理，成为《未央歌》重要的结构因素和美学氛围。因此出版后立即在港台地区的大中学生中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于《未央歌》的艺术成就，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将巴金《人间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沈从文《长河》、无名氏《无名书》（《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和《金色的蛇夜》）和鹿桥《未央歌》看作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而《未央歌》“尤使人神往”，“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1990年《未央歌》又被台湾《中国时报》评为“四十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第一名。1999年则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而台湾歌手黄舒骏则作了一首同名歌曲，表达了年轻一代对鹿桥先生和他的《未央歌》的敬仰，这也算是一个文坛掌故。

《东藏记》出版于2001年，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作者宗璞是冯友兰先生的次女。“野葫芦引”是为纪念抗战胜利而作，却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部精神史：吕清非老人由反清而批评国民党政府，最后在日本占领北平后杀身成仁；西南联大的教授如孟樾、江昉、梁明时、萧瀓等，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虽然受到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挤压，却顽强地表达着“不自由毋宁死”的风骨和启蒙精神；至于卫葑、凌雪妍、李宇明为代表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则更具有“到民间去”的思想，甚至不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假如说《未央歌》是献给联大学子“爱与美”的诗性情怀的一束鲜花，那么《东藏记》就是祭给联大教授们“义与理”的人格魅力的三炷檀香，它延续和升华了宗璞自《红豆》以来五十年里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关注与书写。

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依然弦歌不辍，师生关系融融泄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教授们怀抱着文化建国的信念，正如孟樾所说：“祖国这至高无上的词，是明白贴在人心上的……它包括亲人、故乡，包括你们所依恋的方壶，我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学校，包括民族拼搏繁衍的历史，美丽丰饶的土地，古老辉煌的文化和沸腾着的现在。它不可更换，不可替代。它令人哽咽，令人觉得流在自己心中的血是滚烫的。”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任何时候，我们要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尽伦尽职。尽伦就是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所应该做到的，尽职就是你的职业要求你做到的”。物理系庄卣辰教授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总是逆人流走向实验室去保护仪器；他还每两周义务为学生讲一次战事分析，以鼓舞学生士气。中文系的江昉教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始终怀抱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斗士情怀。师生们渐渐学会了从容应对苦难：逃警报时有不少人提着马扎，到城外好继续上课，某个小山坡很快成为两个课堂，一边是孟樾讲中国古代哲学，另一边是梁明时讲费马定理，两边的讲课声此起彼伏，恍如唱和，大家都听得笑了起来。教授们与学生一样吃有砂子稗子、生了米虫且发霉的“红米”；他们的家人生病缺钱治疗，洗衣无皂改用灰水，太太摆摊补贴家用。至于学校，则经费紧张到拆掉学生宿舍的铁皮屋顶换一点补贴，甚至动议卖掉校长的汽车……但无论多么艰苦，他们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依然靠“精神总动员”来苛尽职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曾形容战乱对文明的破坏：“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扬，溥天之下，斯文丧地！”而今，我们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操行中，感到了中国文化传统“斯文在兹”。

宗璞随父南渡时不过10岁左右，及至完成《东藏记》时已逾古稀之年。因此，《东藏记》与“现在进行式”的《未央歌》相比，是地道的“追忆”之作。它如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样，“预示着一个更深层的母题的生成，即回忆中固有的生命与存在的本质。”这种“回忆美学”，在“追忆”的叙事视角中自由出入于当下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以诗的方式探寻人的存在意义，表达对生命困境的关怀，并以其文本自身揭示了这样的艺术价值：一切物质都会被时间侵蚀得黯然失色，而艺术却有着永恒的光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丰盈。因此我们发现，《东藏记》至少具有两个深层母题：一方面如宗璞所说：“写战争，不能只着眼战争，还要超越战争。战争使人异化，人应该还原为人。《东藏记》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则揭出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强权、金钱、苦难、耻辱、野蛮”的母题，并给出了初步回答：知识分子必须有尊严地活着，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也代表了国民的人格底线。由此说来，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划出了一个人格标高：当我们面对强权、金钱、苦难、耻辱、野蛮的考验时，有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否愧对“民族的脊梁”的称谓？！

《未央歌》是浪漫的、优美的，像一首抒情小夜曲唱响“爱与美”的旋律；《东藏记》是写实的、崇高的，像庄严的《马太受难曲》注重“义与理”的主题。它们在艺术上可谓各有千秋。但读罢掩卷，却发现二者都反复书写了一个相同的情节---“跑警报”。《东藏记》结尾部分的大学毕业典礼也被空袭警报所打断，这实在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与寓意。而在此之前，小说也反复写到联大师生们多次看到敌机在昆明上空自由翻飞，“好像在表演，无人干预的、自由自在的表演！”它们对着非战略目标和无辜百姓狂轰滥炸，逃难的人们可以看清低空俯冲的敌机驾驶员那得意的、讥讽的、嘲弄的、不屑的笑脸吧！因此，读者不仅记住了那些死难者的痛苦面相，更记住了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的笑容！据报道，中国一些城市会在“耻辱日”拉响警报，提醒人们勿忘国耻！我想，《东藏记》给中国人的却是长鸣的警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至于《未央歌》，它虽未像《东藏记》那样记载空袭中的牺牲与血腥，却似乎提醒我们应当拉响另一种警报---中国人的人格底线在哪里？这个时代还需要启蒙传统吗？

由《未央歌》和《东藏记》，后来者心中烙刻下了艰难时世中依然“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师生的鲜活形象，西南联大精神必将通过它们传之久远。也借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的时机，祝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和她的人民“千秋万世，长乐未央”！

（主要参考文献：鹿桥：《未央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初版。宗璞：《东藏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吴晓东：《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原载 《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2日第4版 （责任编辑 庄元）

不敢遗忘的传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了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范学院留昆续办，即现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

校庆日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校训

刚毅坚卓。

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

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张树伟 辑）

西南联大是一面镜子

一所抗战时期由平津三所大学组建而成的临时大学，却能步入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西南联大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日，弘扬西南联大精神也成为本周报章坊间热议的话题。

“一世之盛事，百世而难遇”，是西南联大9年办学成就的真实写照。据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申泮文统计，仅西南联大理工科120名教授、1500名毕业生中，获各级各类院士就有137人，也就是说每12位理工科师生中就成长出一位院士。在那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取得如此高的人才成材率，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管理者应该想到“兼容并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走到一起办学自然困难重重。甚至三校的办学理念迥异（倡导自由教育的北大就曾指责南开是以办职业学校的方法办大学），然而，办学9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陈寅恪、吴宓、闻一多、钱钟书等一大批富有个性的学者“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回看今天，一些高校合并多年，办学成绩固然明显，但与西南联大比起来显然还需更多“合力”；近年发生的陈丹青请辞、张鸣被撤职等个别事件，事因多缘于评价制度，多少也反映出高校“兼容并蓄”精神的不足。

教授们应该想到“学术操守”。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学教授，生活条件自然和战前无法相比。美食家金岳霖只能偶尔弄块西点解馋，国学大师汤用彤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代宗师陈寅恪终因营养不良目疾难愈，但讲课、学术研究却一切照常进行，恪守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从今天“西南联大制造”的各界“人杰”中，从冯友兰教授的《新理学》、华罗庚教授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教授的《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等一部部煌煌大作里，我们不难想见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职业道德和学术操守。如今，大学教授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科研条件已今非昔比，甚至有的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可我们能拿得出多少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创新性成果呢？

学生们应该想到“爱国精神”。林语堂曾说，西南联大师生“在物质上不得了，在精神上了不得”，这种精神是民主精神、科学精神，首先是爱国精神。大后方的昆明原本是个不谙国事、讲究吃穿的市民社会，西南联大学生身上的朴素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唤醒了整个云南民众的觉醒。这种热情，并不是空有一腔热血，而是内化到刻苦学习中：看书和听课都要“抢”；拿学分，考分数，仍旧是学生的天职。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日益侵蚀大学校园的今天，想想70年前的西南联大，那些至今还沉迷于网络游戏，热衷于吃穿攀比，迷信于传销暴富的大学生们，难道不值得警醒吗？

西南联大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照亮未来。

《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4日第2版 作者：储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