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傻子寓言》及其他

答中国新闻社记者问

2011.4.8.

“精神上的背叛”？

记者：从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到近来密集出版小说和寓言，这是您个人写作生涯中创作成绩的集中爆发，是否也透露出您创作的转型？请问您“跨领域创作”的原因是什么？对您钟爱的诗歌而言，是否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背叛”？今后又将侧重在哪方面投入创作精力？

大解：从1971年开始学习写诗，到现在已经40年了。用人生的尺度来计算，40年可以说足够漫长。写到如今，我在诗歌上虽无什么建树，到是没有感到惭愧，因为汉语诗歌的转变和进步要依靠集体，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不是哪个人可以独自承担。我作为其中的一员，读了，写了，尽力了，没有什么遗憾。

近期出版的小说和寓言，看似意外，实则必然。因为我早就有一种想法，想打破诗歌这个体式的外壳，把它内在的能量挥发出去，在其他的文体上体现出诗性。为此，我做了一些试验。2010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长歌》就是试验品。写完小说《长歌》以后，我有了自我发现，意识到自己还有诗歌之外的潜能。从诗歌到小说，从小说到寓言，对于我来说，这些转换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属性，即诗性。援引作家李浩的话说：“这篇小说与我们所习惯的、当下的小说有着相当的不同，也区别于西方现代小说的提供。在《长歌》中，充满了可以被我们称之为“异质”的东西，它或多或少，对我们惯常和习见构成的审美造成了冲击。”他所说的这个异质性，可能就是其中的诗性。我的小说是我诗歌的延伸，我的寓言是我的小说的延伸。2011年1月出版的这本寓言集《傻子寓言》，也可以说是拆散的小说，每一篇都是碎片，却完整而自足，在寓意和结构中体现着诗歌和小说的双重属性。可以说，我的创作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次转变都与诗有关。因此，我不仅没有在精神上背叛诗歌，而是带着诗的TNT,对其他文体进行了入侵。今后，我可能会在诗歌、小说、寓言中穿梭，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或许还会整合它们，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未来的事情，现在还不好说，走着看吧。

“读者很受伤”？

记者：新近出版的《傻子寓言》虽极为荒诞，却是滑天下之大稽。作者虽自嘲为傻子，却是现实中难得的“报警的傻子”，读者读完之后却发现了很多傻子早已看穿和早众人而笑的东西。请问假如“读者很受伤”，您该如何解释？

大解：《傻子寓言》不仅荒诞，简直就是扯淡。说实话，我自己都感到可笑。这些寓言，与传统的童话和幽默故事不同，我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也不抖包袱，我要直接进入主题，从理性出发，然后穿透理性，走向非理性，到达生活的背面，以此来揭示那些被日常事物所遮蔽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些寓言的属性，比荒诞要赤裸，它的反常和去蔽过程，就是接近事物真相的过程。这对读者的阅读惯性是一种颠覆，让你看到生活中一直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而你却一直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些寓言中，傻子这个人即是作者的化身，也是傻子本人。他的傻，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超越常理，比无厘头更进一步，其夸张、讽刺和自嘲，达到了扯淡的程度。他异想天开，天就开了。他超越自我，就成了他人。他质疑存在的合理性，他站在人的对面剖析人，他出入于现实和虚拟的世界如履平地……在傻子看来，世界所隐藏的部分，甚至大于整体。在此逻辑下，真理也许在荒谬中才能体现出全部。如果哪位读者看到《傻子寓言》以后感到很受伤，我觉得这样的读者一定很可爱，他一定不傻。

“颠覆中国人想象力”？

记者：有读者看了《傻子寓言》之后说您“有点颠覆中国人想象力僵硬的企图”，您如何看待？写作初和写作中是否有这方面考虑？

大解：我们的民族历史和当下时代，由于曲折和多难，文化中积累的大多是些厚重和悲悯的东西。这些沉重的、载道的书写作品，作为正统的文化传播，一直压得人们喘不过起来。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幽默感被压缩在极小的空间里，没有得到成长。尤其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过度强调，使得人们浸淫在泥实的生活中，灵魂的翅膀非常疲软，甚至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我的寓言作品，确实有些离谱的东西，甚至极其荒诞，超出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在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故意颠覆人们想象力的企图，我只是服从了心灵的意愿，随性书写，却可能在无意间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在人们熟悉的阅读惯性中增添了一种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靠这一丝微弱的弦外之音，不可能引起瓦釜雷鸣，也不会颠覆人们重如泰山的文化沉重感和使命感。在文化机体中，思想从来都是软的，僵硬源于历史的硬度。如果我的这些碎片式的小幽默真的进入了读者的心灵，进而生成一些笑容，那一定是读者参与了再造和重构，激活了自身的细胞，构成了他自身的生命元素。如此说来，颠覆是一种互动，我只是提供了激素，起到了一些刺激的作用。

寓言的“中国制造”？

记者：本土的、当代的、集大成的寓言已经式微或者罕见，而您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人评价道“大解这本《傻子寓言》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中国制造’或许有成为‘中国创造’。”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冒天下之大不韪”？

大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寓言是我们历史文化中的宝贵遗产，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至今让人铭记和传承。而这一精短而幽默的文体，其成就一直属于古人，并没有在现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体现。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寓言作品大多是《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西方寓言故事，本土的、当代的、集成的寓言一直是个缺失。但我没有文化建构的野心，我只是在写诗之余，偶尔写了一些荒诞的小故事，越写越觉得好玩，就写了一批这样的作品。我尝试着站在当下的立场，把现代人生存的紧张、焦虑、荒诞和无聊，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写多了，就结集为《傻子寓言》。

这些寓言大多是取材于现实的小故事，异想天开，海阔天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现实、宗教、地理、天文等等所有领域，几乎就是一个万花筒，涉及到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现状。尤其是对人性和灵魂的追问，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自然和生命的广义探索，具有较宽和较深的哲学意义。

如果仅仅是通俗、幽默、好玩，没有震撼心灵的力量，还不能体现我的努力。在这些寓言中，我尽量从普通的日常事物入手，试图发现和探索事物的核心，甚至穿透生活，找到生活中的非理性，还原存在的各个侧面，甚至解构和颠覆现实的属性。而这一切，落实到故事的情节，则体现为荒唐和不可能性。我努力把精神能量转化为具体的细节，开启或者划破你的心灵，但不构成伤害。我的主导思想是，这些故事无论涉及多么广泛，思想多么尖锐，情节多么离奇，都始终围绕着一个轴心——人与人性。我觉得离开了人这个主题，文学就会失去价值和意义。

至于说“中国制造”或“中国创造”，我真的没想那么多。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本书确实是原创性的当代寓言。如果我在不经意间“冒天下之大不韪”，穿越时空与历史完成了对接，那也是歪打正着。一个诗人写了40年诗，几无建树，却在寓言这个文体中找到了一些感觉，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则寓言。

缘何获得两大核心诗刊年度大奖的青睐？

记者：欣闻您最近同时获得《诗刊》《星星》两大核心诗刊的“2010年度诗歌大奖”，也预示着您在诗歌、小说、寓言等领域迎来全面丰收。您认为获奖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于接踵而来的荣誉，您如何看待？

大解：2010年前后，确实是我的收获之年，我先后出版了诗集《岁月》，小说集《长歌》，寓言集《傻子寓言》。最近又先后接到两个通知，获得了《诗刊》和《星星》这两家诗刊的2010年度奖。这无疑是对我以往诗歌创作的肯定和鼓励。说实话，近些年我对某些诗歌奖项已经淡然，但这两家核心诗刊同时把年度奖给了我，我还是有些感动。我真诚地谢谢他们，也谢谢评委。

近些年，我离诗越来越远了，诗写的很少，但我得益于诗的东西越来越多。当我从诗中走出，从事小说、寓言、散文随笔等创作时，我时时感到诗性的存在。正是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给了我无限的向度和广度，让我领略了文学的魅力。如果把文学比作身体，诗歌就是其中的灵魂，甚至是精神总量。我尝试着把诗引向其他领域，扩展它的外延，在多种文体中体现广义的诗性。尽管我的能力有限，只能表现很小的部分，但我依然保守着自己的信心，并为之努力。在我的生命里，与诗歌结缘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到如今，是宿命，也是我的荣幸。

作为一个诗人，我赶上了汉语诗歌稳定的发展时期。从整个人类的进程看，继工业革命之后迅速来临的信息时代，把近万年的农耕文明推向了远方，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转型、民族活力和自信心上升的时期。汉语诗歌顺应时代的变化，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新、旧诗歌体式的转变，把自由体诗歌推上了前台。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新诗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在经历了起伏跌宕之后，逐渐从生活的主流中退出并走向了边缘，回归到相对纯粹的艺术领域。这样的写作背景，给当下诗歌提供了深广的空间和足够的精神资源，同时也获得了艺术探索的可能。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汉语诗歌在成熟。

可以说，新诗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当下诗歌对于生活的介入，已经到了同步的程度。随着口语的应用，书写和言说正在趋于统一，新诗的叙事功能也因此而增强，诗歌的自由度在加大，具有了历时性和饱满性。因此，就其表现力而言，没有什么事件能够处在诗歌之外。我曾尝试性地写过叙事长诗《悲歌》，也曾努力在短诗中叙述完整的情节，努力把情和境统一在一起。尽管如此，我依然在想，诗歌还应该有它更加广泛的外延和渗透功能，在文学的其他领域里彰显其魅力。为此，近几年我走出诗歌，做了一些试验，试图在小说和寓言等文体中体现出诗性，我的努力效果如何，将由市场和读者给予回答，同时也接受时间的检验。

我在想，诗歌不仅是一种文体，它可能是一种能量，一种气质，无论以什么样的形态表现出来，都能体现出内在的光芒。如果说我所释放的东西超出了诗歌，甚至大于我的生命，那一定是诗歌帮助了我。因此，我要感谢诗歌。

至于获奖，那是创作之外的事情。我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为了得奖而写。我把奖项当做是对文学界对我的肯定和鼓励，而不当做荣誉。我不喜欢顶着奖状过日子。得奖了也并不说明我的作品就比他人的作品绝对出色；同样，我的某些没有获奖的作品，我也不认为逊色于他人。奖项不能说明一切。一个作家、诗人应该看重自己写了什么，而不是得了什么奖。

“现实是最靠不住的”？

记者：您曾说过“我认为现实是最靠不住的”，但歌德也曾写过“谁锲而不舍把目光盯紧时代，/他才可以议论，才配写出诗篇”。请问在扎根现实和游离之间，您如何平衡两者关系，又从中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

大解：歌德说的没错，“谁锲而不舍把目光盯紧时代，/他才可以议论，才配写出诗篇”。我们的汉语诗歌，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现实，与生活同步，甚至以精神矮化为代价，低于生活，甚至低于身体。作为诗歌探索者，我也曾降低高度和视角，试图从现实出发，找到这个时代里人们生存的精神核心。我从历史、未来、理想、思想、信仰等多个方面考察过当下诗歌的精神内核，发现这些最基本的、重要的维度全部缺失。当下诗歌除了现实，再无立脚之地。那么现实的属性又是怎样呢？我认为现实是最靠不住的。从时空角度讲，现实处于历史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流动的夹缝里，一刻不停地向前移动着，没有丝毫的稳定性。现实太短了，一秒过后就是历史，而未来又总是近在咫尺，却无力达到。现实是世间所有当下事件的总和，过于庞大，没有核心。我们只能处于现实的一个点上，而无法把握到瞬息万变的现实总量。一个不可把握的东西，就是靠不住的。再往深里说，在我们这个有效的生存空间里，生活就像是一个无法平衡的跷板，现实这一头沉得太低，未来、理想、信仰等等由于其空虚和轻飘而跷得过高。在这两者之间，更加让人焦虑的是，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支点。

尽管现实的属性如此，我们必须基于现实而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另外的选择。现实是我们唯一的立足之地。基于现实，我曾试图在诗歌中建立个人乌托邦，把语言的现实移植到人类的集体幻觉中，却发现语言大于现实，甚至淹没了世界。在语言的现实中，个人不仅在人类中迷失，连自我也变得模糊和可疑。基于现实，我也曾通过小说深入人类的记忆，却发现历史并不僵硬，时间保存着鲜活的文化机体，但它封闭了我们的归路，并随着时间在不断地退向远方，已经成为我们深远的生存背景。基于现实，我还尝试通过微小的寓言来打碎整体性结构，在碎片中探寻个人的文化基因，却意外地发现了现实中隐蔽的非理性，像暗能量一样充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却不被我们看见，我们在突然打开的深度空间里变成了盲人。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实出发，不管走多远的路，不管发现了什么，最终都要回到生命现场。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走远，现实也从未躲避，远方只是一道莫须有的风景，只可眺望，却没有人可以亲历。那么，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所要寻找的东西都不在现场？我想，也许现实只呈现出有限的部分，而我们要的是全部，包括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也许，文学的任务就是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建立无数个驿站，安顿那些疲惫的心灵，让人们心存幻想，又永不达到。

“通过后门能看到生活什么”？

记者：您曾试图通过“文学的后门”绕到生活背后去发现什么，“却歪打正着地发现了非理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而《傻子寓言》又把荒谬推到极端，请问您这次试图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去发现什么？

大解：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中，谈论过这个话题。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我试图通过荒诞性来解析这个世界，躲开物理的经验，从精神之路绕到生活的背后去，或者说穿透生活，看看它背后的东西。这种追查带有侦探的性质，试图发现日常经验所遮蔽或者被忽略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错误地以为找到了通往生活背后的途径。但仔细分析以后我发现，生活只有现场，不存在背后。我所触摸到的部分只不过是它的非理性，而非理性也是生活的元素之一。

给生活下定义是困难的。生活是当下事件的总和，在庞杂和紊乱中保持着自身的秩序。我们从事件堆积的现场很难找到生活的核心，也难以在它的运转中稍作停留，正是这些构成了生活常新的本质和魅力。我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努力并非完全是失败的，在此过程中，我歪打正着地发现了非理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文学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应该有揭示和呈现它的义务。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被纷扰的杂事所纠缠和蒙蔽，按照常规去处理日常的事物，往往把非理性排除在逻辑关系之外。实际上任何事物稍一扭曲、拆解和重组，都会改变它原来的结构，表现出新的形态。我通过寓言发现了许多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了生活的多重性。可惜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惯性和惰性，习惯于迁就表面化的东西，不愿意往深处和远处走，忽略甚至从来都不曾想过，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超常的有趣的层面。

基于生活只有现场这个基本的事实，通向生活背后的道路也将返回到生活现场，把非理性融入到自身的伦理之中，构成生活的完全性和饱满性。因此，不管寓言中的故事多么荒诞离奇，也不会超越生活或走到生活的外边。生活没有之外，只有全部。我甚至认为，历史也在生活的现场，只是时间把它推向了远方。在“远方”和“此在”之间，是无数个“当下”在排列和延伸，与我们身处的现场接壤，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引入时间这个向量以后，历史就变成了一出活剧，人们依次出场，然后隐退。因此，生活永不凝固。在生活的全部流程里，只有先后，没有背后。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都是活的。按此推理，历史中不存在死者，只是出场的时间和顺序不同而已。

文学的功能是表现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从中发现真理并反过来映照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们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野心不是一种妄为，而是一次小心的试探。为此，我从两条路进行过尝试。一是从理性出发，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运算，最后却得到了非理性的结果。一是从非理性出发，把荒谬推到极端，却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两种方式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生活嘲弄了探索者，但文学却不必为此而羞愧。我没有找到生活背后的东西，却发现了生活中原有的秘密，隐藏在每一个细小的事物里。生活的现场是如此庞大而活跃，处处都散发着生机，只要我们迈步，就会出现奇迹。

《傻子寓言》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我的寓言里，每一个点都是旧的，但却生长着新的细胞，你将在其中看到无数的惊奇。

当代人能否成就史诗？

记者：“大解写出了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人们感到惊讶，陌生，疑惑，都是必然的，但我相信这部史诗立得住。它的诞生将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事件。”有人曾这样评价您的《悲歌》。也有人说一部《悲歌》足以奠定您的诗界地位，您如何看待？今后是否还有再写长诗的计划？

尽管您说《悲歌》的意义只是一次探索性行动，但读者还是从其中看到您构筑史诗建筑的野心，您认为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史诗的诞生契机是否到来？一个民族要成就自己的史诗，需要哪些因素？

大解：在我们传统的认知观念中，一直把汉语中所缺失的史诗看作是不可企及的圣物，天然带有伟大的属性。实际上，史诗是个中性词，它只是一种具有结构的记事性的诗歌文体而已。我们不要一提史诗就小心和谦虚到敬畏的程度，好像我们的汉语不配有史诗，也不可能产生史诗。这不是民族自卑的表现，而是对于史诗的误解。我觉得这些误解的根源，还是与汉语诗歌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有关。从诗经开始，我们的汉语诗歌就被精致的抒情方式捆住了手脚，没有在叙事功能上得到进化。经过历代的演化，以抒情为主体的旧体诗歌体式越来越精致和小巧，以至于新诗发展百年以来的今天，有些人依然远离叙事，甚至把“宏大叙事”看成是妄想，加以嘲笑。这与本土上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保持着口头传承史诗的少数民族有着传统上的区别。

我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在口头传承过程中，不断加入传承者新的创作元素，是正在生长中的诗。因此说，史诗是个活体。一旦史诗被文字固定下来，就停止了生长。我的长篇叙事诗《悲歌》，是我个人的作品，没有整个民族集体参与创作的过程，也没有流传史。《悲歌》一出生就是文字，因此它与传统的史诗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把《悲歌》当做是一个实验品，以叙事为线索，以抒情为主旋律，以故事结构为框架，书写了一个完整的大寓言。我没有担当文化使命的责任感，我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写作愿望，通过一个故事，把这片土地上这群人的生存史和精神史呈现出来。我依靠的不是创造力，而是文化整合力。如果说这部长达16000行的叙事诗奠定了我在诗界的地位，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人们在肯定一个集成者。我历时四年，于2000年写完《悲歌》，之后写了许多随笔，写了小说《长歌》，写了许多短诗和寓言，但失去了再写长诗的能力。写长诗是个力气活，也许我把力气用尽了，现在只能干些零活。

《悲歌》经过两次出版以后，在诗歌界赢得了一些影响，读者或许想，大解有构筑史诗的野心。这种设问当然有道理，但我还是想说，在写作之初，是故事的结构使我产生了持久的冲动，支持我用四年的时间一直保持着高度而稳定的创作激情，直至把它写完。我并没有建构史诗的野心，但写完以后，我发现我确实建构了一部结构完整的长诗。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只说这是一部长诗，出于对史诗的敬畏，打死我也不敢提史诗二字，但书出来以后我在版权页上看到，出版社把《悲歌》列为史诗而出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做了《悲歌》的责编，他是个有胆有识的出版家，对文史类图书非常重视和支持，他在任期间，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史类图书。我要感谢他对《悲歌》出版所做的努力。

我认为在当下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诞生几部史诗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新诗已经出现了百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口语这种鲜活的语言进入诗歌以后，诗歌已经具备了叙事的功能，人们终于把书写和言说统一在一起；另外，诗歌已经从单纯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稳定地走在艺术回归的路上，诗人们遇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都不算过分。实际上，一个民族并非必须有自己的史诗，比如汉民族，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广泛流传的史诗，不也一样发展今天吗？史诗是一个民族语言史和文字史综合演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史诗，他一定有另外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存史和心灵史。比如《史记》《三国演义》等，都是史诗性质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不是用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代文学该建构还是解构？

记者：著名学者、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斧锐（詹福瑞）：“当弄潮诗人们忙着解构一切时，大解却在《悲歌》中忙于建构。”您认为对于当代中华文化或民族文学，解构重要还是建构重要？该如何作为？

大解：这个问题应该由学者来回答。我身在其中，可能不视庐山真面目。我小心地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还在建构时期，还应该继续建构。我们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可供一个民族居住的精神大厦，就谈解构，有些不合情理。你还没有完整的建构，何谈解构？解构这个词，我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反理性、反文化、反崇高的一种破坏性的文化策略的核心概念，它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一次反叛，把“人”这个主宰者推下圣坛，暴露出人的物性，同时强调生命的尊严和万物的均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人终于动摇了自己的核心地位。我们近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对人道、人性、人体的深度剖析，就是在用新的元素在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诗歌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能强烈一些。当下的许多诗歌作品中，身体的出场表明“人”这个动物已经赤裸，本能暴露出原始的属性。但我的诗离此较远，我比较愿意站在更宽的立场上写作，对人，对神，都保持着敬意。

清华毕业后弃工从文的缘由？

记者：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您却放弃所学专业，弃工从文，选择了清贫的文学事业。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的误会”？当时是出于何种原因？

大解：我大学里学的是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后曾经做过水电站的建站和并网设计。由于热爱文学，后来把业余爱好当成了主业，主动改行，做了多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组织工作。真是应了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做了我所喜欢的事情。编辑，写作，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创作中，在语言的世界里发现或者说创造出了许多不可能存在东西，这些东西丰富了我的生命，也是我的全部价值所在。

诗人被拉下了马？

记者：目前有些民众对诗人持有“潜意识的非议”，甚至认为诗人“非疯即傻”，诗歌“胡言乱语”，诗人的形象和地位似乎一夜间被拉下了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诗人在当下的生存处境如何评价？

大解：民众对当今诗人持有非议，首先是来源于对新诗的误解。原因有多种： 1、几千年来，我们的传统诗歌一直是带有格律的旧体诗，孩子们从小就开始背诵旧体诗。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只有那些有格律的旧体诗才叫诗。自由体诗虽然已经在中国发展百年，但文化的惯性依然把它挤在知识体系的边缘，还没有形成文化基因，在普通民众中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感。2、我们的教育体系在编写语文教材时，所选用的新诗，大多是些与政治多少带有一些关联的作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对新诗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以为只有那些激愤的、抒情的分行作品才配叫做诗。久而久之，人们对变化的新诗不愿接受，影响了新诗的认同。3、我们的文化传媒机构，尤其的报纸和电视台，依然在把诗歌当做一种煽情的工具，一遇到重大社会事件，就适时推出那些适合于大喊大叫或神采飞扬的朗诵作品，以至于使民众认为，只有那些激昂顿挫的朗诵诗才是新诗，其他的诗都不可理解。 4、新诗的探索速度超出了读者的接受能力，没有迁就低能的读者，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怀疑。尤其是接受过中文教育的所谓文化人，一旦新诗所做的努力与他们所学过的东西对位时出现了偏差和距离，就会得出否定的结论。5、多元文化分散了人们的视野，使诗歌从政治中分得的有限资源在多彩的生活中一宵散尽，走向了彻底的边缘化，社会对诗人的关注度也随之消失。6、后现代主义对于诗歌的影响出现以后，身体上升到人的高度，本能取代了崇高和神圣，一些反应生活本质的诗，里面或许夹杂着芜杂和不洁的东西，使一些具有洁癖和朝圣情节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甚至产生了反感。7、网络传播的兴起加速了诗歌的泛化书写，良莠不齐，使一些不了解诗歌的人感到失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以上这些新诗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诗人本身。有些极个别的诗歌作者热衷于行为艺术，不在写作上下功夫，却在行为上装疯卖傻，故作惊人之语，以此来标新立异。而我们的国人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些异端行为的心理准备，对于一些超出世俗规范的行为不能容忍，甚至仇恨。还有，与官本位并行的拜金主义盛行其上，诗人的贫穷和坚守精神被视为傻子，受到了俗人的蔑视。他们睁着美丽的大眼睛，却看不到诗人心灵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凡是念过几天书的人都想在本子上写几句抒情的话语，以此认为写诗不过如此，仿佛人人都可称为诗人。凡此种种，都加剧了诗人形象的损毁。我想，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然后应该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然后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深度和宽广视野的人，一个有情趣的人，然后才是诗人。毕竟诗歌最后要离开诗人而独立存在，其他附加的东西都将散尽，诗歌文本将是接受人们检验的唯一标本。我劝真正的诗人们自重，拿出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同时我也劝慰诗歌的围观者，不要把一些伪诗人的行为和作品无限放大，以此来诋毁全盘诗歌，那就错了。

现在，我要回答一个我非常愿意回答的问题，“你对诗人在当下的生存处境如何评价？”我要说，我有许多诗人朋友，他们没有一个是“非疯即傻”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事业上成功的人士，他们或为官，或从业，或当老板，都活得堂堂正正，殷实而富足。他们并非职业诗人，却都把诗当做是精神上最高的追求和享受，孜孜不倦，毕其一生而不弃，让我肃然起敬。我为拥有许多这样的朋友而骄傲。

解不开的“玉石之缘”？

记者：熟悉您的人知道您喜欢收藏石头，出游时也会随手捡石头玩，请问这是出于什么情缘？

大解：我收藏石头源于1996年，开会时路过一处河滩，大家下车休息，有人随手捡石头。那天我捡到一块带有图案的石头，带回家摆在案头。此后每逢节假日，经常与朋友们结伴，下河捡石头，多年来一直如此。我家里收藏的石头基本上都是我亲自从河滩里捡来的。石头是上帝的作品，其减法雕塑之美，让人惊叹。在我的审美观中，石头是硬货，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此外，我还喜欢玉器，尤其是在中国文明史中，玉器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具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玉器源远流长，文化信息丰富，且坚硬光润，适合于收藏和把玩，确实是好东西。此外，我还喜欢泥土。我做过几个泥塑，送给了朋友，虽粗糙不堪，朋友们却非常喜爱。这些都是对于物质的迷恋。在心灵上，我从小到大最崇拜的并非是诗人和作家，而是画家，尤其热爱国画，可惜我没有这种天赋，一笔也不会画，这真是一个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