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报》6月18日1版头条

《博联社设擂 寻找老照片里的小历史》追踪之一

——“碎片的拼贴”考证成果初现——

我们从无名老照片里能看到什么？

□本报记者柴 选

这是一项了无头绪的大工程——900幅偶然购得的老底片，主要展示着几个大家族的人物活动，除了底片袋上的“英明照相馆”字样和从照片中人物着装及部分表现孙中山奉安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可以推断拍摄时间跨度达数十年，多属上世纪解放前的家族生活记录外，照片中那些令人生疏而年代久远的面孔是谁？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哪里？这些照片拍摄于什么时候？——这些对所有参与考证的博联社网友，包括老照片收藏者刘钢来说，都曾经无据可查。但时间仅仅过了一个月，本报曾经报道过的博联社网友“碎片的拼贴”专项老照片考证活动（参见本报5月29日《博联社设擂 寻找老照片里的小历史》一文）便成果初现——相当数量照片中的家族主人公被确定，隐藏在照片之外的拍摄时情况和照片中的人物关系等，也在网友们依据各种史料的推断中，思路渐渐明晰起来。抛开考证的进程，这些老照片里将会包含哪些重要的信息？我们能从这些此前散落尘埃如今洛阳纸贵的老照片中又能看到什么？这些老照片组成的“历史的拼图”中的细节，又会让我们对于曾经的历史有着怎样的新的见解？这场“利用现代技术平台进行群体性的学术研究”的会战其实已给予了我们初步的回答。

一个家族的历史

因为这些老照片的数量庞大，人物杂乱，在博联社的博客们对所有照片进行仔细阅读和分析的过程中，一些基本情况逐渐浮出水面，许多现实中仍存的照片拍摄地被确定，包括上海、江浙、北京、湖北、东北等多个地域。但照片中的人物考证却费了一番周折，始时有人认为多次出现在照片中的人物之一可能是参与过英明照相馆创办的王开照相馆老板王炽开，而这些购自上海的老照片也极易使人们将之与王开照相馆刚刚发现的大量老照片联系起来。但很快这个设想就被更确切的结论所替代。在武汉工作的电视导演许扬通过两张不同照片中的毕业证书上的字样和墓碑碑文字样得出结论，相当数量的照片与曾经显赫一时的上海的何丹书、何联第家族有关。

作为中国较早的民族工业创办者，有资料显示，何丹书家族的产业曾涉及括航运业、金融业、五金业、新闻业、酿造业，而且在《李文忠公（李鸿章）全集》中留下过痕迹。从此背景来分析，这个家族几十年里的生活足迹能遍布全国各地，足以得到合理解释，从他们视觉化的生活图景中，我们也可以对民国实初年中国工商业者的生存状况有宏观的视觉上的把握。

但假设仅仅是假设，确认为数不少的老照片就是何丹书、何联第家族的人物合影，证明谁是何丹书，谁是何联第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恰在此时，一封电子邮件让许扬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写邮件者名叫何天雯，自称是何联第的曾孙女，因为对家族的事情感兴趣，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许扬用作证据的墓地照片，他们家里也有，且何联第本人的影像也被确定。

有了这些背景，对于何联第家族的研究可能会成为破解这些老照片之谜的关键性工作，老底片的背景和老照片中说不完的故事，据说何联第仍在世的长子何传龙了解不少，而对于他的约访可能是让这些照片背后的细节和这个家族与影像相关的历史游出水面的重要一环。

真实的生活历史

虽然大多是普通合影，但因为中国早期影像史料的缺乏，这些照片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我们研究真实地回放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杨浪认为，这些照片“涉及到大量当年社会各个层面”，像建筑、交通、民俗、婚俗、体育、会所、宗教、祭祀等等，把这些视觉碎片拼贴在一起，不仅能还原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场景，而且能够局部反映出如今尚不多见的市民社会情景。

因为有孙中山奉安大典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些摄自各地的照片便被几位考证者大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当事人一路旅行过程中的留影，像济南黄河大铁桥的照片就是在这样大胆设想的基础上考证出来的。在山海关，在北京上海两地众多名胜古迹中的人物合影，可以让我们看到彼时这些地域的真实图景，让使得猜测和传闻中的历史得以实证。

摄影史上的细节

那么，这些照片是谁拍摄的呢？是否与大家猜测中的王炽开有关系呢？这是研究影像本体者最为关注的。

杨浪从这些照片中看出，这个解读这些照片的“关键人物”很显然“喜爱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拍摄；他具有很好的摄影基本功，这在他的一些风景照的构图中可以一目了然。他与被拍摄的家族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照片中的人物推断，杨浪认为，出现在东北军飞行队那组照片里的持相机者就是这些照片的拍摄者，“试想，非摄影师谁会抱着照相机来拍照？当然也说明现场有两个拍摄者和两台以上的相机。”而这个人还多次出现在其他不同场合的合影照片中。

根据照片中一行数人在各个不同地域场景中的合影，刘钢甚至推断，照片中的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津沪线到北京，然后去沈阳拍航空队，或先去沈阳再回北京，从沈阳到北京必经的山海关的合影，济南黄河铁桥的照片，在山东省禹城县车站的合影等，都产生自这一路途中。但值得一提的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奉安是由他们拍摄的，王开照相馆的可能依然不能排除。”

许扬从自己查到的资料推理认为，王开照相馆只是派人到北京拍摄了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的追悼送灵仪式，而并未拍摄1929年的奉安大典。

他查到有关上海影楼发展历史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1929年出版的《总理奉安纪念册》是同生拍摄的又一本出色的新闻摄影集，全书记录了1929年5月26日至6月1日孙中山灵柩从北平碧云寺起灵到南京中山陵止的全过程，共收有8英寸照片160幅，内容非常感人。同生摄制出版的这些成套作品，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画面耐人寻味，意境深远，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今天已成为珍贵难觅的重要历史文献。同时，它们也是当年照相馆参与社会，反映现实的见证物。”同生与王开一样，是上海早年著名的照相馆之一，不过创办时间更早些。

许扬认为，拍摄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的至少有同生照相馆和《新闻报》两家。刘钢收藏的老底片中的奉安大典一组并非出自同生照相馆，而出自《新闻报》记者组。他拿来作比较的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总理奉安纪念册》中。与其相比，老底片中的照片显示，许多奉安大典的重要场合拍摄者进不去。

有必要提到的是，何联第家族与《新闻报》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何联第本人曾担任过这份创办于清末的外国人投资的报纸的董事。从何氏家族与《新闻报》的这种联系，到拍摄孙中山奉安大典、拍摄东北军航空队，杨浪认为，能感觉到当时新闻摄影的气息。查有关资料，中国的报社设立专门的摄影版面和摄影记者大多自上世纪30年代始，那么，《新闻报》其时的新闻照片是由谁来拍摄，如何完成拍摄呢？新闻摄影当时与商业摄影界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杨浪认为，这些都值得研究和从这些老照片的考证中加以思考。而且他大胆推设：《新闻报》会不会邀请照相馆去拍摄奉安大典这个重大事件呢？

对于底片袋上注明的“英明照相馆”字样。许扬认为，纸袋上标明了这个“英明照相馆”兼营照相器材，但它所标明经营的矮克发（爱克发）照相机和胶片1920年登陆上海之后，一直由德国矮克发洋行自营，中国人经营国外品牌摄影器材，则是1930年以后的事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上有文章介绍：20世纪30年代，在千代洋行任高级职员的周东绥，弃职后集资开设冠龙照相材料行，自任经理。这是在南京路开设的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照相材料商店。）。很明显，这个“英明照相馆”与王炽开1918年跟人合开、不久又散伙的那个“英明照相馆”肯定不是一个。这就是说，老底片与王开的最后一点瓜葛也难以站住脚。

但单补生则从《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档案馆 1986年9月第一版）中查到，《在中央党部迎榇宣传列车委员会记事》一则中列有“摄影亦由黄英协同南京中华、上海王开四人担任之”的职责分配方案，由此认为奉安大典的拍摄与王开照相馆是分不开的。

那么，王开照相馆拍摄了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么？这批老底片里的孙中山奉安大典照片是否由王开照相馆所拍？那个经常在老照片中出现的摄影师又是谁呢？他与这些照片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到底是谁？……

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确切的答案，但越来越清晰的思路和照片中人物真实面目浮出水面，足以让这个考证活动越来越接近正确答案。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的考证成果，使杨浪倍感欣喜：“我们的研究就是在这个拼图或者字谜游戏中，不断地填上已有清晰答案的‘空格’，然后再把这些已确定信息联系起来。这个‘联系’的过程就象一张网络化的图表，他们既然在一起出现，就一定有着某种关系；可确定的信息越多、视觉信息的可关联度越多，我们‘推进’的速度就越快。”

另一位一直热心参与考证的博客陈炎说：“现在的心情就像企盼即将出生的婴儿，说不清是焦急还是欣喜。老照片的谜底终会被揭开，就像婴儿终会落地，太阳终会升起。”

本报将进一步关注此次考证活动的进展，您如果对老照片的历史研究感兴趣，可以登录博联社“碎片的拼贴”专题（http://zhuanti.blshe.com/post/443/51365）查看详细情况并直接参与。（《中国摄影报》6月18日1版头条 见报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