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采访朱大可

文学奖的卡拉OK效应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张滢滢 黄蓉芝

紧随着各种“成功学”、“经济热”之后，许多城市又开始劲吹“文化风”，文学研究会、文学报告会、文学作品大赛、文学作品颁奖、书展、读书日、读书月，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打着“文化建设”的旗号层出不穷。最近，盛大文学举办的“寻找中国百座文学之城”活动倍受关注。为此，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接受本报专访。

“文学之城”评选

难免具有反讽意味

羊城晚报：您觉得“文学之城”可以通过群众性投票加专家评选的方式选出吗？

朱大可：用什么方式进行评选，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投什么和为何要投。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评价类似“文学之城”的评选及比赛活动？

朱大可：设定商业目标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活动的主题策划，却应更符合时代精神。在互联网时代，难道文学还能够继续按照城市来分界吗？作家及其作品究竟属于哪座城市，这难道还很重要吗？联合国的评选，我就觉得有点不太靠谱。就以墨尔本为例，它没有提供过什么世界性作家和作品。澳大利亚的文学旗帜、诺奖1973年得主帕特利克·怀特，其生前属于悉尼。所以，与其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搞“文学之城”，还不如策划一下自己的“文学之网”和“文学之博”，这会更好地展示本土文学的独创性价值。“文学之城”评选的初衷，固然是为了修复人们对文学的热爱，但在文学大衰败的今天，却难免具有反讽意味，因为它在点燃文青的激情的同时，也从反面映衬了文学在各地的普遍失败。

羊城晚报：文学似乎一年年边缘化，但从官方到民间，文学评奖活动却有增无减，对此您有何评价？

朱大可：文学评奖泛滥，已经到了阿猫阿狗、人皆有份的地步。文学奖越来越像文化慈善活动———对以文学为生的人，给予某种精神和经济的赈济。这种文学赈灾活动当然未尝不可，但奖面过大，庸作成风，导致文学奖水准急剧下降，评奖成了写作圈内自娱自乐的卡拉OK，而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文学荣誉。

“类文学读物”

加速了文学衰败

羊城晚报：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都掀起文化建设热，文学在此活动过程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文学创作（精神）与城市建设（物质）有怎样的关联？存在“国强民富文兴”的逻辑吗？

朱大可：在文化废墟上进行重建，当然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好事。但究竟如何建法，从哪里入手，却是需要仔细斟酌的。靠商业运作和互联网评选，来唤醒民众对文学的热爱，只能是隔靴搔痒。最近连续发生作家被跨省市追捕的事件，已经向我们发出严厉的警告：中国作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基本的文化安全，也就是捍卫一个自由宽松的写作环境。文学是否繁荣，跟某座城市有多少钱，没有太多的关系。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以网络为媒介的文学（网络文学）似乎很红火，您认为呢？

朱大可：网络文学数量很大，但质量好的不多。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写作过程应该是相对封闭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跳出这种限定性。假如你每天写一大段搁网上，然后有许多人跟帖对此说长论短，逼迫你根据众人的指点再做调整，以适应他们的口味。这种“双向写作”的结果，只能是作家丧失主体性，而沦为媚众的写作机器。这是互联网写作的最大弊端。

羊城晚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网络文学重排行、点击率，在商业化操作中已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而传统文学的处境却不容乐观。莫言甚至认为传统小说已经接近尾声了，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朱大可：你说的“传统文学”，应该叫纯文学。而你所指的“网络文学”，就是商业文学。严格地讲，后者不能算文学，而只能叫做“类文学读物”。中国作协近年来吸收一些“类文学读物”的写手入会，加剧了文学和类文学的识别混乱。在我看来，接近尾声的不只是“传统文学”，而是文学本身。“类文学读物”的生存方式有时很像癌细胞，它寄生在文学身上，并以文学的名义迅速扩张，攻击和吞噬自己的寄主，最终加速了文学的衰败。

走下跷跷板，

成为真正独立的作家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商业对于文学创作的功过？

朱大可：从理论上说，商业可以帮助作家摆脱管制而走向独立，但对商业过度依赖，或者把点击率、发行量和盈利，当做写作的唯一目标，势必会损害文学的本性，把它变成一堆诗歌热狗和小说三明治。

羊城晚报：您认为作家与社会（政治、商业）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朱大可：最理想的状态，是在捍卫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在政治与商业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从这个文学到那个文学，又是伤痕、又是知青、又是先锋派、又是新写实，看上去很热闹，却没有完成作家的主体性人格的建构。作家不是成为政治工具，就是沦为商业门下的走狗。这种两极摇摆的现象，我称之为“跷跷板效应”。什么时候能走下跷跷板，成为真正独立的作家，中国文学就有重生的希望。

本文题图：杜新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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