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致灾因素不能回避》一文发表于2010年4月2日之香港《明报》，作者为资深评论员甄城。文章通篇论述了人为破坏自然反受自然惩罚的观点，同时毫不留情的批判了为地方官员服务而违心的鼓吹“天灾论”的学者。作者在文中提到：西南五省持续至今的特大干旱，与四年前重庆遭遇的“百年一遇”特大干旱一样，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困惑和质疑：为什么在水资源十分丰富的西南五省，会出现河水断流、水库干涸、一亿多亩耕地无水可浇、四千多万人畜饮水困难的窘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笔者以为，面对如此特大灾情，一些手握话语权的“红顶学者”仍在鼓吹“天灾论”，无视人为之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转移公众视线，为难辞其咎的一些地方官们“开脱罪责”。

作者的论据非常清楚：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五地是二十多年前的彩云之南，坐拥三江，怀抱千湖。澜沧、金沙、怒江之水并流纵贯，滇池、抚仙、洱海之属深蓄遍布，山高水长，林木泽被。那为什么今天会出现旱灾呢？毫无疑问，是人为破坏的缘故。人为破坏以前有：例如1934年7月9日《包头日报》的一则报道称：托县县城以西，紧挨黑河，堤畔杨柳林立，俱为数十年之成材。近二年来，临城小河，水几枯竭，甚至黄河河流亦断绝。而河堤树木，数年前砍伐殆尽，树身为地方官员销售出去，树根则为贫民当薪焚烧。现实的破坏也有：有报道称，为了找水，当地民众在专家的指导下，在一个干涸的水库底部，向下不停地钻探，三十米没有，六十米没有，一百米没有，直到一百六十五米……这个事例似可说明，当地浅层地表水资源已近枯竭！以上两个实例清楚的说明是人为破坏而导致灾害的。

作者批评了一名国家水利部专家和复旦大学一名教授，二位是鼓吹“天灾论”的，难逃为地方官员“开罪”之嫌。笔者人为，作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现目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是GDP第一原则，什么植树造林，治理环境和保护生态等事情基本上是排在次要的位置的。不管是一个县也好，一个市也好，往往抓经济的(即GDP）都是得力要员，而抓环保和治理污染的则被人为是“清水衙门”，不被重视，摆摆过场而已。过去作为政府官员的评估机制也是有问题的：只要GDP上去了，就一好遮百丑，就会升官发财。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一边是广告“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山”，另一边就是不见行动。

读完本篇文章，觉得作者仿佛本人的贴心知己，本人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我们的党提出“和谐社会”的观念，什么是“和谐”呢?首先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嘛！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应该回过头去向我们的先人学一学了。本人不是什么学者，也不归为什么学派。笔者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上唯一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代代永续，生生不息，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祭拜文化，依次为祭拜天地，祭拜圣贤和祭拜祖宗。祭拜天地能够长久，祭拜圣贤能够发展，而祭拜祖宗则能够稳定。“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人香火上的排位，由此可见天地是排在皇帝之上的。崇拜天地即是崇拜自然。所以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笔者坚定的认为西南五省的特大旱情是“人祸”而非“天灾”。回顾历史我们干的傻事还少吗?大跃进，大炼钢铁，破坏森林湿地......真心的希望各级地方当权者不要仅仅把“和谐”二字挂在嘴上，而要实实在在的落在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