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6月27日在多伦多闭幕。在以“复苏和新开端”为主题的本届峰会上，与会领导人主要讨论了世界经济形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和金融监管等问题。会议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强调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但对如何采取下一步的措施，欧美则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而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应如何作为也同样引人注意。G20峰会闭幕的第二天，《北京周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翟东升博士。

《北京周报》：本届峰会主题是“复苏和新开端”，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危机已经过去？

翟东升：我个人理解，这个主题其实反映了美欧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在判断上产生的分歧。美国主张，当前世界经济需要进一步复苏的动力，尤其是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动力；而欧洲则需要一个“新开端”。欧洲主张大力采取紧缩政策，削减财政赤字，巩固公共财政；而美国则呼吁不要急于执行过度的紧缩财政政策，担心这种做法将危害世界经济增长，影响就业市场回暖。

《北京周报》：欧美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

翟东升：根本原因在于国与国之间各自的经济政策诉求是大不一样的。

在美国，尽管其在经济复苏方面到目前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就业增长问题迟迟没有根本的解决。为了实现奥巴马经济危机时提出的种种目标，美国都不可能离开全球主要经济体相对均衡的经济增长。只有这样，美国的对外出口、投资和就业才能被带动。

而欧洲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爆发了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必须控制和削减财政开支，因此主张大力采取紧缩政策，削减财政赤字，巩固公共财政。加上人口老龄化、社会高福利等国内问题，欧洲国家担心内需疲软，所以强调加强本国经济竞争力，不断通过对外贸易累积顺差。

归根结底，欧美之间的争执是围绕着一个话题展开：全球性的经济下滑是否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欧洲不少学者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根本不需要用一个统一的方案去解决，重要的是自律；而美国的经济学家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Fred Bergsten等人认为，越是在全球经济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越需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解决。他们希望东亚、西欧继续施行强劲的经济刺激计划，帮助他们实现奥巴马政府设定的目标。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需要全球各个经济体协调一致；但现在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各个经济体应该慎重有序地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根据各自情况寻找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在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必须有所选择，确保整体投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北京周报》：中国如果选择性地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是不是会影响中美关系？

翟东升：我认为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中美双边关系并不会产生什么明显影响，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已经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中国即便退出刺激计划，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要远比欧洲来得积极。

《北京周报》：在中国国内，经济学者呼吁政府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呼声也很高。但同时有人担心，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会造成大量人员失业。2011年会是中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一年。您如何看待这种担心？

翟东升：我也并不认为适度的退出之后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通过分析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不难看出，中国刚刚度过了一个低学历人口就业的高峰期。我所说的“低学历”指的是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一般在十八九岁左右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待就业人口基数将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会发生骤降，从前两年的每年1900万人一下子骤减到八九百万人左右。这一人群就业人数的骤减可以很大程度上抵消掉由于退出刺激计划而减少的就业岗位数量。此外，中国经济的多元性在增强，对就业市场动荡的应对能力也在增强。因此，我觉得对2011年的就业市场不必过分担心。

《北京周报》：中国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问题。您是否认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也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

翟东升：首先，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处于不同时间层次上的：产业升级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国家经济系统性演变，而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是相对短时间的一件事情。但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减少经济泡沫和过度财政投入，自然有利于提升经济活动的质量，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当市场的资金成本逐步升高，当企业也无法通过政策的优惠直接获得国家补贴的时候，企业为了寻找自身的出路便必须实现产业升级和专项。产业结构的升级，归根结底，需要政府对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力有信心，需要政府对中国人的潜力有信心，并且给予中国百姓更多的人文关怀。

（翟注：最后这句话中本来不是所谓的人文关怀，编辑给改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