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民工读书会八岁了

http://news.aweb.com.cn/2006/10/13/9153769.htm

《草根儿》被誉为中国首部农民工子女生命备忘录小说

■坚持读书，让不少外来务工者告别了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生活发生了“质变”

10月1日，来自安徽铜陵的打工者周菊莲迎来了自己大喜的日子。纷纷前来庆贺的上海外来务工者读书会的会员，在会员周菊莲的结婚晚宴上，举办了一次特殊的读书活动。

上海这个“农民工读书会”，在每个星期天风雨无阻的读书活动中，已走过了八个年头。

靠着磁石般的吸引力，读书会从创立之初仅五六名会员，发展到近百人，一些成员也从农民建筑工渐渐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管理人才。

两条“铁打”的规定

在周菊莲的婚宴上，几名读书会会员在举杯祝福之余，低声商量着：“下个星期天的活动，大家讨论什么话题？”

1998年4月，在上海市虹桥地区务工的几位外来青年，倡议成立了这个读书会。至今八年多的时间里，读书会形成了两条“铁打”的规定：每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读书活动，风雨无阻；每个会员每两个星期必须读一本书，写一篇读后感，无论忙闲。

1日刚好是星期天，在婚礼这场“特殊活动”过后，下周谈什么？“8日刚好是中央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大家聊聊构建和谐社会的话题，谈谈自己作为外来打工者怎样融入所在的城市，怎么样？”一位会员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每个星期日的交流活动，从晚上6：30进行到9：30，由会员轮流主持，设有新闻琐谈、书海撷英、心情故事、探索频道、一行风采、充电时光、学说上海话等段落。

会员许红说，“学说上海话”是最受欢迎的段落，而她更喜欢“新闻琐谈”，因为像电视读报节目那样把一周新闻告诉大家，并发表自己的观点，锻炼很大。

读书会的“磁性”不小。一位在金山区打工的安徽小伙子为了不落下每一次活动，常常每次往返骑车近8个小时，回到住处时往往已是次日凌晨2点多了。

由于经费和场地困难，在读书会创立之初最艰苦的时候，只能借一间少儿阅览室开展活动。给孩子坐的小板凳，每次都得挤上两个成年人。有时连板凳也没得坐，大家就站着交流。即便这样，读书会的活动依然不曾间断。

“我不怕即兴演讲了”

在读书活动中，会员们被鼓励当众发表演讲，积极地参与讨论。来自陕西宝鸡的聂凤娟对记者说：“我参加读书会一年了。记得第一次轮到我演讲时，虽准备了好几天，但上台后还是紧张，说话结结巴巴。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现在我已经不怕即兴演讲了。有时发现自己才思喷涌，心里还挺得意的。”

开始时，每一次的话题都是以解决会员们在打工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为主，比如“被老板炒鱿鱼怎么办”“与老板发生纠纷怎么办”等。随着会员们视野渐渐开阔，大家开始讨论“三农问题”“展望西部开发”“国有企业改革”“八荣八耻”等话题。

在读书会的办公室里，留存的会员读书清单，已经积成了一座“小山堆”。记者翻阅这些书目，文、史、哲，管理、法律、营销，几乎无所不包。

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改变生活

读书会创立初期，80%会员的文化程度为“初中”，20%仅为“小学”。如今，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读本科，更多的人在读大专。七年间，读书会会员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的文章及艺术作品达百余篇；会员中有19人次的文艺作品获文化部、中宣部等各类奖项。

会员们收获的远不止这些文凭、文章、奖状，而是蕴藏于它们背后的“质变”。

在皖南水乡黄墩村，“老木匠黄修枝家楼房大门的春联是谁写的”成了村里几位“先生”共同探询的事：隶书写成的春联工整、美观，别具风格，在全村700多人里，“先生”们愣是猜不出谁有这样的书法功底。老木匠的妻子巫纪云满脸自豪地揭开谜底：“是我家的小保良。”

小儿子黄保良的改变，来自于上海外来建设者读书会。这些年来，作为读书会首任会长的黄保良，在学习和锻炼中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自信心。这个曾经一见到陌生人就不敢说话的安徽小伙子，辞去了原来的司炉工一职，如今已成为上海一家大型汽车销售公司的营销主管，并取得了营销专业的大学文凭。

改变命运的不仅是黄保良一个人。坚持读书，让不少外来务工者告别了简单的体力劳动，有的步入了高科技行业工作，有的成为企业独当一面的管理人才。

多年来，读书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帮助。来自中国作协、上海市文联的一些文化名家，组成了“文学界指导团”，一批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也纷纷加入“大学生支援团”，成为读书会令人瞩目的“外脑”。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邓伟志说：“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改变生活。这种由外来建设者创办的读书会，满足了进城务工人员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和渴望，非常值得倡导。”(记者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