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呐喊

姚一鸣

来源：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

2010.1.28

近日淘得几册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读书与出版》杂志，翻阅后发现这是一本和读书有关，且充满学术气息的刊物，尽管每期才薄薄的60页，但内容信息量较大，且充满了时代的气息，所刊文章及书评都和现实息息相关。查相关资料后得知，其中的第三卷第九期是一本终刊号，出版日期为 1948年9月1日，距新中国成立仅一年时间。

《读书与出版》原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广宣传新出版的书刊的一本杂志，最初创刊于1935年，由平心、艾寒松、林默涵等编辑，至1937年终刊。到抗战胜利以后的1945年复刊出版，由史枚、陈翰伯、陈原等编辑，从以宣传和推广书刊为主，转变为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一直到1948年9月1日出至第三卷第九期后终刊，共出版29期。主编史枚化名子起每期写“书市散步”专栏，另外还辟有“信箱”、“文化街沧桑录”、“国际文化风景线”、“笔谈”、“名著题解”等特色专栏，每期封面都以名著插图为装帧，典雅中颇具文化韵味。

在《读书与出版》第三卷第九期的终刊号上，可谓佳作纷呈。其中既有针对时弊的论述，亦有社会文化的漫笔；既有名著题解和书刊评论，又有不少的文坛史料。在《上海的几种政论杂志》中，作者论述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政论刊物如《观察》、《时与文》、《展望》、《中国建设》、《新中华》、《新路》、《中国论坛》等，详细分析了各刊的主旨和立场、优点和缺陷，并对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在《知识分子的道路》一文中，通过解读田家禾的《论知识分子》一书，阐明了现阶段知识分子应走的路，“理解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指趋，依附着创造社会真价的劳动人民，为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光明广阔的大路，这是发展的革命的路，是今后一切知识分子必须遵循的路。”《美援与中国经济》的附记中，有文写道：“本刊排版时，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紧急措施公布实行了，下期本刊将论及。”惜这一目标已不能实现，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第三卷第九期《读书与出版》成了最后的呐喊。

《读书与出版》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社会大环境之下，显示了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代表的民主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未来和文化走向的思索，通过阅读的实践去观察社会和思考社会，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本薄薄的几十年以前的旧期刊终刊号，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知识分子有关祖国命运和文化学术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