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是我主动联系的骆驼。那年的秋冬之交，黄燎原接手《音乐生活报》，问我愿不愿意去做“读书随笔”版的编辑，不用坐班，我说当然好啦。

那时我刚刚通过应聘找到一家报纸——《中国企业报》，干了有一个来月，天天坐班不说，关键是那家报纸的气氛好像不太适合我，比如那一个多月我跟企业报的同事就没说过几句话，不是同事们缺乏友善，也不是我故作清高不爱说话，相反我特想说，特想跟同事们打成一片，但越是这样我反而越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咽多了以后，话连嘴边也到不了，往往是刚有了个念头就被我否定了，最后连念头也没有了，就是终日沉默，搞得自己像个怪人。有时因为工作上的事不得不说，结果一张口必结巴，这口吃的毛病我小时候有过一阵子，后来好了，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还会复发。

我在单位这么一结巴，似乎也给了同事们一个理解我沉默寡言的理由，出于善意，他们也不太主动跟我说话了，非说不可也多是简单句。不会是怕被传染吧？

从以上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在企业报那一个多月的困窘，其他一些事这里先不说了。

所以黄燎原邀我去《音乐生活报》，我自是欣然前往。我还记得自己跟企业报领导辞职时是一点没结巴，相反领导倒是沉吟了半晌，说话也有些吞吞吐吐，似乎真被我传染了。

《音乐生活报》的氛围与《中国企业报》迥然不同……

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工作，我倒是有几分如鱼得水的感觉，我不仅不结巴了，而且在某些场合还滔滔不绝了起来，我第一次见艾丹大概就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因为我记得我对他说了一大套人生宗教之类的话，而他似乎只是翻来覆去的一句话：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意思……估计给他烦得够呛。当然那天我喝多了。

之前我给骆驼打电话是想约一些书评随笔一类的稿子以填充我所编的版面，正好那天石家庄的几个朋友来北京，骆驼说你也来一起吃晚饭吧。

饭馆是在《光明日报》附近的一家中档餐厅吧，我因为路不熟稍稍迟到了片刻，我记得我上了二楼经过一面大镜子时快速扫了镜中的我一眼，并且还用手捋了下头发（我头发软，没型，稍一长长，在外面一走被风一吹就有可能变成分头或背头一类）。当我的目光结束那镜中臭美的一瞥再次正视前方时，发现骆驼正倚在不远处餐厅门口的服务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心中大窘，快步向他走过去……那时我跟骆驼也谈不上多熟，可以说我跟《手稿》这帮朋友真正熟起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那天的宴席是在大厅溜边一个带屏风的隔断里，大约有十个人吧，入座后骆驼给我介绍了石家庄朋友，大概有缪哲祝小风等，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除了骆驼张爽，其他人我似乎都是头一次见面。吃了一会儿，见一个皮肤白皙文质彬彬的贵妇领着个衣着臃肿（似乎浑身上下的兜里都塞满了东西）红脸膛的糙汉一边侧身往靠墙的两把空椅子处挤一边跟大家打着招呼，落座后骆驼介绍了这是艾丹、这是倪贞，我想我当时大概费了半天劲才把眼前这位糙汉与我心目中的艾丹对上号，我原先因其文其名而得出的艾丹形象大概是外表偏瘦，略忧郁，内心满怀仇恨那种，类似北岛或石涛那样，想不到像个山野村夫或贩夫走卒，我差点以为他是石家庄朋友们的司机。

我当时对艾丹是有那么点名人崇拜心理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艾青（名门之后有时还会让我有逆反心理），主要是因为多年前看到的那本地下刊物，对于这类地下刊物上的作者（尤其作品有共鸣的），我当然是有些崇拜的，我视其为真正的文学前辈——相比于那些在体制内混饭的“著名作家”，这或许也是那天我喝多了之后膘着艾丹狂聊人生宗教的原因之一吧，这时已是在骆驼张爽《光明日报》办公楼里的那间临时宿舍里了，这之前酒桌上的内容我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