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事事“不知情”

刘博

失窃案刚破，锦旗错别字和富豪会所事件又起，故宫本周继续深陷舆论漩涡之中。
这一切似乎本该在16日画上个句号。因为这一天，故宫在其官方微博上对锦旗错别字进行了道歉，说这是院保卫部门的失职，没有认真地检查，事发之后也没有向院领导请示，坚持错误，还强词夺理，影响故宫的声誉。故宫同时针对建福宫富豪会所事件做出声明，称建会所的行为是故宫下属公司擅自做主，故宫领导并不知情。纵观“道歉”，“不知情”已然成为出镜频率最高的词语。
可是，“不知情”确实难免让公众疑惑。如果说锦旗是委派保卫部门做的，没仔细检查就送人了，那倒也有可能。但建会所这事儿就真说不过去了。故宫自己都说了，这个下属公司是故宫直接管理的，和故宫合作经营的，那又怎么会在院领导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建出个气派的会所呢？会所可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故宫不是普通博物馆。这里存放着大量珍贵历史文物，是国宝聚集地，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不容许有米芥之疏。不管谁在故宫当领导，保卫国家财产、不辱人民使命的这根弦儿应该绷得紧而又紧才对。一句“不知情”，非但不能减轻过错，倒让人产生疑问，谁给了领导们事事不知情的权力？若都这么“不知情”，那国宝的安全还有什么保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些是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想来故宫管理者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应该懂得犯了错了，只知道一味回避责任，这种所谓的危机公关反而会招来更多质疑，不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才怪。面对汹汹而来的批评，当然应该追究保卫部门和下属公司的责任，但领导责任也该确认得更清楚一些。毕竟，领导们有的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也才能真正管理好故宫，让人民放心。

一周留声

“以往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土地被拿走房子被拆掉。”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表示，我国今后的城镇化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重视解决民生问题，更加自觉、理性地推进。
“打乱老子的规划。”
为建设提升形象的“白酒一条街”，贵州茅台镇突然命令某商业街百余家商铺2天内搬走。在毫无补偿安置方案的情况下，镇政府派出由城管、公安等组成的执法队打砸未搬走商铺，带队副镇长称这些商铺“拖延了好长时间、影响执法”。
“一个小警察，咋恁多管闲事！”
13日，河南宝丰县某领导座驾因闯禁行在郑州街头被交警拦下。当交警发现此车涉嫌套牌，准备作暂扣处理时，该领导下车掏出随身携带的“红色小本”给民警看，扬言要记下警号，整死交警。事后，当事交警被投诉，并遭到省公安厅督察总队调查。
“办了慢慢死，不办马上死。”
广东湛江廉江市国土局副局长何耘韬，2005年在多次向上汇报无效的情况下，被迫执行市政府指令，在一块没有足额缴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登记审批表上签字。4月15日，廉江市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当地不少干部感慨“公务员不好做”。

含糊不得

尧刀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电力消费尤其是第二产业用电持续旺盛，目前电力供需形势是4年来的最紧张状态。这表明随着“十二五”开局项目纷纷上马，经济正在升温，调控压力也在无形中加大。国家发改委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完善价格政策，稳定蔬菜供应和市场价格。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报告，全国70个大中城市4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环比价格涨幅均未超过1.0％。价格波动反映经济信号，不管是对米袋子、菜篮子，还是在房地产上，宏观调控的决心含糊不得，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个税修改持续成为各界争议的热点话题。截至5月17日，各界群众已经提交的个税修正意见超过22万条，创人大单项立法之最，民意的分量不容忽视。近来持续受关注的还有“醉驾入刑”问题。公安部交管局17日透露，醉驾执“刑”半个月，全国查处酒后驾驶大幅下降，但最近最高法“醉驾未必入刑”的说法，却引发了公众理解上的混乱。在法律问题上，立法层面也好，执法角度也罢，含糊其辞殊为不妥，应当给公众以明确回应。
温家宝总理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会议强调要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表态引起关注。最高检、监察部17日通报了工程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查办案件情况，并公布了20起典型案件。当前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易发多发，这是客观现实，对此应当态度明确、措施坚决，让那些有心钻空子搞腐败的人无机可乘、无以遁形。
19日是第一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旅游景区纷纷推出免门票等优惠措施，吸引人们参与盛世旅游。今年旅游日的主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提醒我们，设置旅游日不只是看中旅游对国民经济和群众消费的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重视其文化内涵。在传承文化这一点上，各地旅游部门不该含糊。

中国应尽早摆脱美债“绑架困局”

毛晓刚

美国财政部16日发布消息称，到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当天，财政部长盖特纳给国会领导人写信，敦促国会尽快修改立法提高债务上限，以免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美债再触顶，似乎对长期寅吃卯粮的美国人来说不算新鲜。尤其是最近10年，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四处筹款，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大幅减税，债务增长异常迅速。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当前需要每月借债超过1250亿美元维持运作，美国人均负债高达4.53万美元，真可谓债台高筑。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别国身上，早就陷入经济破产或崩溃状态了，国民也必然负担沉重。但对于美国来说，凭借二战以来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不仅能够以世界最大债务国的身份享受最高信用评级，以极低的成本圈来外部资金，维持政府日常开销、支付庞大福利和战争费用，而且还能在国家“发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下，让大多数美国人保持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实际上，美国这种债务财政的模式更应该被认定为一种掠夺机制，是经济霸权大肆侵占别国国民财富的恶性行为。
历史上看，美国应对债务触顶的主要办法是提高债务上限。2001年以来，美国已经10次提高债务上限，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2月。即便目前面临着新一轮大选，债务问题必会成为党派倾轧的筹码，但最终选择提高上限，以维持美国所谓的国际信用，使其能够继续低廉地掠夺世界财富，几乎已成定局。在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下，与其说国际社会对美债触顶反应淡定，倒不如说各国只能无奈地接受被美国“绑架”的现实。
陷入美债“绑架困局”的，除了日本、英国等所谓盟国之外，中国作为目前最大的债主，可以说陷得也最深。近来我国已连续5个月减持美债，但依然持有1.1449万亿美元，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亿万中国人埋头苦干的血汗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转嫁危机、量化宽松等政策手腕下，中国的美债权益已经不断被稀释，接下来美国再度提高债务上限，我们的美元资产不可避免地还会继续贬值缩水。目前来看，美国国债还算是较好的投资选择，我们短时间大幅退出也不现实，“恐怖平衡”还要维持不少时日。有人说美国对自身债务问题“进退两难”，其实对中国、日本这些债主来说，更是如此。
从长远来看，美国目前的财政模式无法持续，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将成为困扰世界经济的长期挑战。尤其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发达国家说了算的局面已经过时，即便如美国这样的经济霸权，也很难一意孤行、独善其身。一旦美国触及债务危机的临界点，陷入违约境地，不仅中国这个大债主会损失惨重，世界经济也将受到严重冲击。短期内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高，但以长远计，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灾难性后果，从现在开始就着手扭转中美之间不合理的债务安排，尽早摆脱“绑架困局”。在这方面，加快调结构、转方式，解决外需依赖过高的问题，同时提速人民币国际化，积极争夺国际金融体系话语权，都已十分迫切。
生产在中国、消费在美国，供应在中国、需求在美国，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借此进口中国产品，这些旧有的中美经贸关系正在发生改变。巨额美元资产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辛苦所得，如果判断失当造成损失，将成为历史罪人。我们的小康生活，不能建立在“美元不会崩溃、美国不会赖账”的假设之上，如果现在还有人这么想，那无异于幼稚过头了。

厘清醉驾入刑之争有利于法治社会建设

毛颖颖

观点提要：
当“严惩醉驾”的民声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之后，执法层面应该忠实于立法的本意。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对“醉驾入刑”都势必要有更明确的说法，来回应全社会的关切。同时也要明确，严格执法并不意味着不考虑立法跟执法衔接的可操作性，更不意味着法的精神要为一时的现实需要而扭曲。执法者不能迫于舆论压力，将“醉驾入刑”扩大化、简单化和情绪化，也不能迫于“成本太高”、“影响太大”而退缩，更不能给某些特殊人群留下可钻的空子，影响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醉驾入刑”实施半月有余，各地纷纷传来醉驾者落网、获刑的消息。17日，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因醉驾被判拘役6个月，更坚定了公众对醉驾必受严惩的信心。
数据显示，5月前半月，全国共查处醉酒驾驶2038起，较去年同期下降35%。此外，酒后驾驶的案例也大大减少。可以说，通过更为严厉的法治手段规范、约束交通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证明。
严打醉驾之势高涨，但“醉驾入刑”本身却似乎陷入了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近日称，“醉驾并非一律入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一些地方高院也接到了最高法通知，要求“慎重稳妥审理醉驾入刑案”。另一方面，据公安部透露，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警方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这两种不同说法引发了大量不解与质疑。针对社会热议，最高法18日做出回应，表示因缺乏审判实践经验，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解释没有同步出台。未来将通过总结，发布指导性案例作为参照，最终规范、统一对包括醉驾在内的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和处罚标准。
“准确、严肃惩治醉驾”，最高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度为“醉驾轻刑化”忧心的公众与媒体松了口气，但显然，由于“醉驾是否一律入刑”这一焦点还是没有得到澄清，因此在权威法律解释出台前，相关担忧和争议恐怕还很难平息。
实际上，从立法阶段开始，围绕“醉驾入刑”就有数番激烈争论与博弈，反对者认为打击面过大，而支持者则认为醉驾已严重到了不能再放任的境地。最终，立法者更多采纳了后者意见，支持“醉驾入刑”，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也没有规定其他附加条件。应该说，“醉驾入刑”始于回应民意，旨在解决醉驾酒驾这种常见多发、后果严重、民愤极大的社会问题。当沸腾的民声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之后，执法层面应该百分之百地忠实于立法的本意。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对“醉驾入刑”都势必要有更明确的说法，来回应全社会的关切与忧虑。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最高法发出“慎刑”、“讲究司法程序和执法分寸”的提醒，还是公安部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强调雷厉风行，其实都是各自职责所系。虽然一些概念有待厘清，但将之上升为“相互叫板”，甚至认为因为谁的一句话，“刑法修正案白修正了、严打醉驾白打了、受害者的血白流了”，显然不够客观，也不够理性。
严格执法并不意味着不考虑立法跟执法衔接的可操作性，更不意味着法的精神要为一时的现实需要而扭曲。毕竟，任何法律都不是为了“震慑一时”，而是为了“功在长期”。从过往教训看，执法者绝不能当“橡皮筋”，往哪边偏都不行。以“醉驾入刑”为例，执法者的现实压力来自多个方面。执法者既不能迫于民意或舆论压力而运动性执法，将严打扩大化、简单化和情绪化，动辄对入刑醉驾者“顶格用刑”，盲目加大刑事司法成本；更不能迫于“醉驾常见多发”、“这么多司机戴上罪犯帽子负面效应太大”之类说辞，草草偃旗息鼓，以尚缺乏操作标准的“情节轻微”网开多面，让“醉驾入刑”步行政处罚不力的后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醉驾入刑”之争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担心，在现实国情下，所谓“情节”极有可能异化为金钱、权力和关系，给某些特殊人群留下可钻的空子。因此，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增强人民对司法体制的信任，可能比单就某个法律文本达成共识更重要。
法律严明、判决公正、执行严厉，法治才能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说，“醉驾入刑”之争，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普法教育课，而从各个环节解释好、处理好“醉驾入刑”，则是推动法治社会建设，树立法律权威与尊严的宝贵契机。

卡恩“性侵门”恐怕没那么简单

北关

现年62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o斯特劳斯-卡恩14日突然在纽约身陷囹圄，引发国际舆论围观。曾经风光无限的国际名人，如今却在留监候审，滋味肯定不好受，但“性侵门”真的只是个人失德或犯罪问题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欧美政治人物有点什么风流韵事，或者道德上有点什么缺陷，似乎在国际媒体上司空见惯。卡恩好歹也算前法国财长、现IMF掌门，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有一定地位，但此番事出蹊跷，再加上美国司法部门不留情面、从重从快的处理方式，让不少媒体发出了“阴谋论”的猜测。但不管怎样，IMF总裁深陷“性侵门”丑闻，不只是个人耻辱，欧美双方都脱不了干系。
长期以来，由美国人领导世界银行、由欧洲人领导IMF的“潜规则”尽人皆知。这两大机构作为欧美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贯彻战略意图的主要工具，领导人选问题向来都是斗争妥协的结果。这两年，卡恩在欧债危机中的“挺欧派”表现，已经让拥有最大投票权的美国人产生担忧；而他散布“欧洲人出任IMF总裁的时代应该终结”的言论，也很难让欧洲人放心。在这种情况下，卡恩被欧美共同放弃，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淘汰，恐怕是必然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让卡恩放弃IMF领导权，本可以在方式上更“和谐”一点，但美国却选择了“性侵门”这种方式，颇有点好莱坞大片的套路。你说没阴谋，确实难服众。要说有阴谋，恐怕更多的还是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客观上说，美国可以借此强行干扰欧债解决过程，打压欧元以维护美元，同时破解法国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的道德优势，奥巴马能够从中最大限度地聚敛大选积分。至于萨科奇为排除政敌有意构陷的说法，虽有可能性，但恐怕忽视了这种做法的双刃剑效果，值得存疑。
不管卡恩最终结果如何，IMF总裁的宝座已然实际上空了出来，新一轮国际博弈就此展开。从某种角度看，卡恩“性侵门”再次折射出欧美在选人问题上内部瓜分、长期把持的深层矛盾和弊端。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由欧美掌控国际金融体系主导权的做法已经显得不切实际、不合潮流。以前那种分赃式的人事潜规则，现在完全有必要进行实质性变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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