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对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以及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这些事件让人们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也许所谓的公平，只是那些强权作为慈善给弱者的赏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MS：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每一个权力的实践，都需要是合理的和正当的。这个正当性取决于有些哲学价值观，比如哪些是正确的、错误的或者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这些理论恰好可以应用在怎样使用军事力量。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展开伊拉克战争，在美国有一个公开的辩论，这个辩论即使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还在持续讨论。我个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战是错误的。但是同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或者正义、非正义的问题。这个辩论必须建立在相关的怎样合理地使用军事力量的价值和理论的讨论上。

MW：那么您认为存在一种普世价值观吗？如果存在，那是什么？

MS：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关于什么是正确、公平的讨论，应该是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从来不能担保在哪个特定时期知道正确的答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价值观，努力说服对方。比如说，也许你喜欢巧克力，我喜欢香草，我们可能很难辩论巧克力和香草哪一个更好。这是个人的喜好的不同。但是对于公平的讨论和这个不同，并不是你恰好认为酷刑是不合理的而我恰好赞同，就像你比较香草和巧克力那样。当讨论民族、战争的合理性、酷刑或者贫富不均的时候，这些辩论的目的是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不排除对于某一特定的道德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对于某一特定时期，我们是否得到了那个正确的答案，却是很难知道的。

MW：那么，您怎样看待东西方的道德标准？

MS：我认为东西方在哲学传统上有不同的地方。西方哲学更强调个人主义，东方哲学更强调家庭、社区和传统。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区别恰恰是我们讨论的起点。比如北大的学生讨论约翰·密尔的个人主义理论以及儒家的传统思想，学生们有很丰富的观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跨文明、跨文化的对话。这样的对话，能够发现一些共同的观点和认识。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不要通过臆想来开始这些对话，觉得一个是西方哲学，一个是东方哲学，就没有对话的可能。相反，我认为有很丰富的对话的可能，同时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在中国的讲座，最主要的目标是学习，而不是向中国的学生传授什么，我认为教学和学习是同时的。一个好的老师就是在教学的时候学习。

MW：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人们发现一些传统的东西演变为很强的物质主义。很多学者认为，缺少一定的道德标准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应该开始重建社会道德。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