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站立着（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他们的岁月》引发的艰难而漫长的思考

彭小莲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有师生之谊。1934年在" 左联" 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成为新四军24军副政委、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钦点的" 胡风分子" ，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 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3 个月后，接到通知去收尸的女儿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30年后，当彭小莲为父母写《他们的故事》而不得不复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写着、改着，最终是用一片纸、不到200 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的：" 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 反革命家属" ，1966年她是" 大叛徒"。她独自拉扯5 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摘自南方报业网）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恶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又重新上路，拿着《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的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置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么，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1952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须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届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组，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词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开地狱还有多远？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2010年6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1941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可是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1979年秋天，我看见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了它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1964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1950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一百元钱交在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