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艾明之

■韦泱
1950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与会代表中，专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如今健在的八六高龄的艾明之先生，可谓硕果仅存，令人颇多感慨。早时，我即从小说中知晓艾明之，但见面交往却是近年的事。十多年前，他已然搁笔，淡出文坛。因为，在公众场合，在报刊媒体，已难觅他的身影与文名。又因为，艾明之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城市底层人生为创作题材。时下，真实而深刻反映民众疾苦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这样，读者几乎难以找到艾明之笔下的那些社会底层人物的遭遇与心声。所以，寻找艾明之，成了读者发自心底的一种呼唤与期待。
磨难中的早慧艾明之本名黄志堃，1925年生于上海。然而，他的祖籍却在广东英德县。父亲曾是教师，后到上海谋发展，成功开办了一家小影业公司，专门买卖电影器材和影片拷贝。“一二八”日军打进上海，炮火炸毁了影业公司及他们全家赖以栖身的居所。从此，原本还算小康的家庭，顷刻中落破败。小学未读完，十二岁的艾明之就进了难民所。白天在旅店门口擦皮鞋，穿街走巷做报童，还到网球场上捡球，去餐馆做勤杂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艾明之考入了位于思南路上的“国际难童中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该校翌年改名为“上海慈联中学”，学校师生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原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亦曾就读该校。《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进步书籍可以在校内公开阅读、讨论。学校还办有“电训班”，专门为新四军培养电报话务人才。可惜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军队悍然进驻租界，地下党领导的这所进步学校不得不被迫停办。
艾明之失学了。在苦闷心情的驱使下，他拿起了笔，开始把看到的种种不平和黑暗社会现实反映在他的字里行间，先后写出多篇短篇小说。1941年，艾明之的处女作《人生驿站》发表在陈蝶衣主编的《万象》上。这年艾明之才十六岁。之后，又多次在《中美日报》等副刊上发表作品。可以说，这是他在上海最初迈出的文学脚印。少年艾明之显露出文学创作的聪颖天资。
由于家中人口众多，糊口不易，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经过几夜痛苦的思考，艾明之决定悄悄离家，另谋生路。正巧，有几个同学抱有同样的想法，大家决定离开这死气沉沉的上海，到外地去闯一闯。
茫然间有贵人相助
1942年春，艾明之到了重庆，在一所中学谋得一个教职。因课时不多，他重新萌生写作的欲望。他从上海来，十分熟悉这座城市。可是，已经沦陷的城市及其芸芸众生，正饱受苦难的煎熬。想到这些，不禁悲从中来。十九岁的艾明之，一个人躲在小茶馆里，连续苦战，一口气写下了平生第一部中篇小说《上海二十四小时》。在充满鬼魅魍魉的重庆文坛，有一份大型文艺刊物《文哨》，给读者带来了“耀眼的光和暖心的热”。艾明之信赖《文哨》，毅然把这部小说稿寄了去。很快，回信来了，编辑约他面谈。这回信快得使他难以置信，心想，不会是生活又一次在跟他开玩笑吧？他将信将疑地来到重庆朝天门，在江边的一座破旧小楼内，一位接近中年模样的编辑接待了艾明之，他就是著名作家叶以群先生。叶以群（1911-1966）笔名以群，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左联”组织部长、《北斗》编委，抗战时期任《抗敌文艺》编委、重庆文化联络社总编辑，后任香港交通社负责人。建国后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收获》副主编，在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及翻译诸方面卓有建树。
那天，以群与艾明之亲切交谈。他详尽分析了《上海二十四小时》的优缺点，鼓励有加，并希望艾明之尽快将小说改出来。他告诉艾明之，《文哨》以刊短篇为主，不发中长篇，但中篇如改得好，可以列入《新绿丛书》出版单行本。事后，艾明之才知道，《文哨》是由茅盾主编的进步刊物，具体编务则由以群忙里忙外操持。《新绿丛书》此前已出版两种，即穗青《脱缰的马》和郁茹《遥远的爱》，这两位作者当时都不在重庆，均是默默无闻的青年文学作者。由此可见，茅盾、以群对青年人的爱护。艾明之的小说《上海二十四小时》修改后很快列入丛书的第三种，于1945年由读书出版社出版。
尽管出版了中篇小说，可在艾明之眼中，社会现状依然令他失望，抗战虽然胜利了，然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员纷纷抢着回南京等地，充当接收大员。失业的艾明之一边继续写作，一边思寻人生出路。可他身无分文，想回上海却连旅费也没着落，感到前途茫然。这时，他想到已回上海的以群。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给以群写了封信，倾诉自己的彷徨心思和低落情绪。很快，得到以群回信，让他去找当时还在成都的李劼人、陈翔鹤两位作家。以群已分别给他俩写了信。果然，他们热情接待了艾明之，李劼人当即慷慨掏出十二元，给艾明之作返回上海的路费，令艾明之感激不已。藉此，艾明之得以在1946年夏天返回睽别五年、日思夜梦的上海。同时，他随身带回已在重庆杀青的长篇小说《雾城秋》。这是一部以抗战胜利后的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在《后记》中作者写道：抗战胜利了，大家原以为可以“重新建筑自己应有的一份和平、安乐的生活，所有没有被胜利冲走的腐败、贪污、颟顸、阴谋、黑暗，都将从此埋葬”，不幸的是，“种种阴谋、毒辣，不仅没有变成历史，而且已普遍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书中写道：为了抗战，张根祥献出了手足，成了残废人，陆老金献出了自己的儿子。然而，他们依然在死亡线上挣扎。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抗日战争结束后，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雾城秋》列入“新群文艺”丛书，由以群主持的新群出版社于1947年3月初版。
回到上海的一年中，日子过得依然不甚安定。没有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艾明之就难以安心写作。经友人介绍，他进入一家专售外文书籍的西书社，担任文员一类的工作。国民党接收上海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能掏钱购买国外出版物的人越来越少，在苦苦支撑一年后，这家书社终于倒闭了。艾明之又一次跌进失业的阴影里。在“疑无路”的茫然间，终有“贵人相助”，使他得以“柳暗花明”。又是以群，在关键时刻，给予他有力的帮助，介绍他进入邹韬奋创办的上海生活书店。作为老资格的作家，以群对艾明之这样一名文学青年始终给予热忱关心。以至多年后，艾明之还充满深情地怀念道：“以群不仅是我在学习创作的长途跋涉中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且在我生活面临许多困难时总是第一个向我伸来热情扶助的手。”
在生活书店中的锻炼
生活书店是韬奋先生竭一生精力，历尽艰难创办起来的一家出版机构。韬奋先生逝世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生活书店得到更迅猛的发展，不仅在国内外普设分店，同时继承韬奋先生的精神，出版大量进步读物，在旧社会腐败黑暗的统治下，生活书店成了党在文化领域中一面鲜艳的红旗，一座坚强的堡垒。艾明之为自己能参加生活书店的工作感到极为兴奋。生活书店除了出版大量进步书籍外，还支持或出版了多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读书与出版》就是其中的一种。编辑部还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地址是不公开的。此刊由陈原任主编（原胡绳主编），编委有周建人、陈翰伯、杜国庠等人。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编辑部其实是处于半地下的工作状态。平时，编辑部只有艾明之一人留守，处理一些编务，如收受来信来稿，给读者回信，完成陈原交办的事项，编委审定当期稿件后，他跑印刷厂校对，直到交书店发行。同时，由于工作的需要，艾明之更加注重自身的学习，书店良好的环境，也为他广泛涉猎各种读物提供了诸多便利，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思想和学养，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
在勤奋编务之余，艾明之没有放松对文学创作的追求。1947年，他从几年来写作的短篇小说中精选九篇，请田汉题写了书名《饥饿的时候》，丁聪、朱金两位著名画家配上九幅精美插图，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初版印行。自四川返沪，艾明之分别出版了长、中、短三部小说集，奠定了他小说家的地位。这是艾明之工作和写作都比较稳定的一段时期。可惜，好景不长，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经过慎重考虑，组织上安排艾明之于1948年春离开上海，转入香港生活书店编辑部工作。初来乍到，稍感清静，闲不住的艾明之继续埋头创作，并常投寄给香港报刊发表。当时，生活书店正在实施一项有相当规模的计划，推出《新中国百科小丛书》，邀请各方人士写作一批马列主义思想的普及读物，秘密发往控制森严的“蒋管区”，为广大读者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在编辑部安排下，艾明之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了《马克思》、《列宁》、《孙中山》三部人物传记的写作。
解放战争以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如迅雷如狂飙向前推进。在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后，又传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喜讯，滞留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无不欢欣鼓舞，打算离开香港回到新生的北平，党组织及时租借了一艘外籍轮船，将他们专轮运返北平。艾明之和生活书店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在其中。其实，当时艾明之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香港工作。他的女友周荫君1948年夏从燕京大学刚毕业，就来香港和他结婚成家，其时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但急于回到新生的祖国，急于参加新的工作，他们的这种心情是如此迫切而强烈。他们最终打消可能在船上流产的顾虑，登上了运送香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回北平的第一艘专轮。周荫君随艾明之，仅仅过了六个月又从香港回到了北平，而北平已然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在北平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接着上海也解放了。这在艾明之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他在学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文件和许多作家的发言中，强烈地意识到，展现在面前的是他陌生而新奇的全新生活。如果不去体验，将会两眼漆黑，要想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下定了决心，辞去生活书店工作，回到自己熟悉的上海，为自己的城市写作寻求一个更丰富更扎实的新空间。离开北平前夕，艾明之专门到北京饭店向茅盾先生辞行，茅盾对他的意愿表示肯定，并说把写作暂时放下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应有长期深入生活的思想准备，为自己今后的写作开辟一个新的起点。茅盾当时还写了一封信，托艾明之带给时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
到生活中去
艾明之并不知晓茅盾写给周的信中内容，生怕误了事，回沪不久，就到上海大厦周而复工作的地方，将茅盾的信转交给他。周看信后对艾明之说，茅公提到你回上海是想深入生活，要我有机会时给予帮助。艾明之听后，一股热流猛地涌上心头，差一点掉下泪来。他和茅公并没有太多交往，对于一个文学青年，茅公竟显示出如此深切关爱和巨大的支持，艾明之为之深深感动。不久，艾明之接到通知，让他去上海市政府重工业处报到，随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第三钢铁厂任军管会军事助理员，一年后又继任副厂长。1950年，他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谈起这次文代会，艾老记忆犹新。他说：“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那时张爱玲女士还在上海，也参加了文代会，她没有以张爱玲名字与会，用的是小说《十八春》中的笔名梁京，坐在会场靠后的位子上。会议开了六天圆满闭幕。我深受大会鼓舞，更坚定了到生活中去汲取创作养料的决心。”艾明之的生活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生活是座富矿。在钢铁厂工作了三年后，艾明之又到江南造船厂下生活一年多，这些都为他创作城市题材的作品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想象的翅膀。在钢铁厂期间，他先后创作、发表或出版了建国后第一部长篇小说《不疲倦的斗争》、独幕剧《炉边风波》、三幕话剧《钢铁的力量》等。尤其是短篇小说集《竞赛》出版后，其中有三篇作品被日本《新の世界》等杂志翻译发表。以后又创作了建国后第二部长篇小说《浮沉》，并改编成电影《护士日记》。创作了长篇系列“火焰三部曲”中的《火种》《燃烧吧，上海》。前几年，六卷本《艾明之文集》出版。
如今，艾明之虽已置身文学之外，谈起文坛往事，神情淡定，是缓缓的，平静的，清晰的，仿佛如轻云微风一般。面对他众多的作品，人们有理由思考，只有深刻反映民众真实生活的作品，才能体现文学的力量。这就需要有良知的作家，立志做民众的代言人，为之呐喊，为之讴歌。寻找艾明之，就是寻找这样一种质朴之声、正义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