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发表署名甄言的文章，认为选举不是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最好方式。这篇文章的作者甄言，谐音“真言”和“箴言”，大概作者是认为自己说的既是真言，即真实而无虚假的语言，也是箴言，即告诫规劝的语言，如此，则承担着教化民众的重要责任。看了这篇文章，使我深受教育，恍然大悟，知道了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方法到底是那一种为“最好”了。

文章说民主选举不是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最好方法，那么是那一种方法最好呢？作者在文章中也没有明确说出来，不过告诉了我们一个评价最好的标准：“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都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制度是其历史文化传统内生出来的，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性的东西。如果违背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不顾本国国情，靠外力强制推行某种制度，就必然没有生命力。”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不妨推断一下。

父死子继是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最好方法，这个传统及其深厚，据说从夏禹治水有功，其子夏启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清末最后一代君主被辛亥革命推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难怪袁世凯当年当了大总统还不满意，就是因为他认为“皇帝”才是最有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甄言先生如果早生一个多世纪，说不定袁大总统的皇帝梦就可以实现，也不至于仅仅做八十多天。虽然今天皇帝没有了，但是实行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的兄弟国家还是有的，你看朝鲜的金家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是实现这种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最好办法的，正是因为人家实行了这种“最好的选择领导人的最好方法”，所以，朝鲜都已经出现了两个红太阳，很快就要出第三个了。

提钱进步是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最好方法，这个传统也特别深厚。东汉灵帝时期。灵帝称帝不久，感到私财寒酸，帝威不高。光和元年（公元１７８年），他颁旨在全国“大卖官”。圣旨一下，各地有财有势者踊跃认购官帽，官市兴旺，后宫库银很快爆满。灵帝敛财心切，在同年再度下令：将朝中“三公”重位按每职一千万拍卖，“只留帝位不市”。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５月，明思宗吊死北京煤山，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帝，改年号弘光。这年９月，福王为了夺取民财，在大学士马士英的建议下，实行“卖官”政策。具体办法为：取消延续数百年的生员（秀才）考试制度，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一个月后，朝廷又下令：五品以下官职可以用银两购买。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因此仅仅山西一省当年1年内捐县丞1万2千人，甘肃半年鼓捣了1万7；雍正年间督考国子监，就是考察那些纳过捐，但还没有正式到任正在等缺的候补官们，结果1万多监生里面9千5百余人不及格，甚至接近6成人交白卷，（这不是我随便编个数字危言耸听，八股文是非常难得，不会就是不会，四书五经里面拿句话出来让你破题发议论，没点真功夫也就只能交白卷了）；乾隆时期规定白米20石可捐县丞1个，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嘉庆晚年间国库空虚，捐生人数捐到了22万；当时全国只有1300个县，竟有20多万候补在虎视眈眈。看看这提钱进步的历史传统很悠久，但那个时候的钱交给了朝廷，不像现在的提钱进步，那钱可是进了官员的个人腰包。

日后提拔是选择最好领导人的最好方法，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历代君王的后宫佳丽们的官品就是按照伺候皇帝的满意程度来确定的。唐代的武则天更是把日后提拔演绎得满目生辉。薛怀义不过一个普通和尚，认识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亲自试验，果然不同凡响，性交能力极强，于是引他进宫正式向其母加以推荐，并说“小宝（薛怀义）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武则天便任命他为侍从，陪伴在自己身边，早晚云雨寻欢，甚为满意。张昌宗也是经由太平公主试验后推荐给武则天的，后来张昌宗又把哥哥张易之引荐给武则天，从此两个人都涂脂抹粉，着锦绣豪华衣装，以容貌姣美和阳物壮伟而深受武则天宠幸。这样一来便产生了连锁反应，一个推荐一个，武则天的男宠也就越来越多。后来那些自认阳物不凡的男人们开始“毛遂自荐”，武则天主动要求进宫伺候武则天，目的当然就是为了一官半职。据《旧唐书》载，柳良宾是由自己的父亲推荐的，同时被荐的有侯祥云，“子良宾洁自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吏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奉宸内供奉”。这些敢于自我推荐的人大多都有过人之处，既外表俊美，又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武则天大为欢喜，只要能让自己满足的都统统接纳并赐予他们高官厚禄。

既然这三种方法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内生出来的，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性的东西”，那当然就是产生最好领导人的最好方法了。对此“创新成果”，我想我们何不大力推广，让它束之高阁呢，忽然一想，不用着急，这些方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前一种方法已经有德高望重的前领导人说过：“还是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至于后两种提钱进步和日后提拔的方法，已经有许多领导人身体力行了，我们操的哪门子心啊。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