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抗击：联手行动+“反洗脑”
经过近几年对传销活动的不懈打击，过去曾出现的公开性、规模性的传销活动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目前传销活动的特征主要呈现为：传销组织窝点的隐蔽性，组织成员的分散性，组织形式的严密性，联系方式的单一性，传销人员的外籍性，发展渠道的亲友性，对“人头”传销的依赖性，组织主体的个人性，传销对象的特定性等。

什么样的治安环境容易成为传销活动的温床？熊一新教授认为集中在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人口管理特别是外来人口管理较弱的地方；出租房屋管理漏洞较多的地方；社情治安信息收集掌握较差的地方；对传销活动的危害性宣传不到位的地方；社会治安比较混乱的地方。对传销活动缺乏认识的人群和求财心切的失业、求职、退休人群容易被蒙骗参与传销活动。

在打击传销活动过程中，如何做好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衔接？中国刑警学院经济犯罪侦查系主任、教授陈祥民指出，这一直是工商部门与公安机关“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在打击、处理传销的具体实践中，行政执法主要依据1998年出台的《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2005年出台的《禁止传销条例》；刑事执法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陈祥民建议，在执法实践中，工商部门与公安机关要联手行动，共同查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工商部门把传销一概作为行政违法案件来“降格” 处理，同时，也可以避免工商部门单独行动后，发现有犯罪嫌疑再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人为地造成打草惊蛇或证据的灭失。由于传销活动一般没有财务上账，加之资金流转极其诡秘，所以存在取证难、界定难的情况。

“因而，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应注意强化证据意识，把‘数额’证明到位，进而实现案件能立、移送能诉、诉讼能判的最佳法律效果。”陈祥民说。

针对传销组织在被打击查处后的再生和重组能力特别强、传销人员的滞留和回潮现象较普遍的情况，陈祥民指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传销人员众多，查处传销案件的成本较高而成功率较低；另一方面，查处结果不是很理想，从全国已经审结的案件来看，传销组织头目判得较轻，大多判了缓刑，对其他传销人员形成不了威慑、警戒作用。

经过“洗脑”后，传销人员往往对传销深信不疑，认为可以实现发财梦。政府在查处传销组织后，对传销人员采取教育、驱散、遣返时，因为没有进行“反洗脑”，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销人员的思想问题，所以出现过被遣送的传销人员在大客车上高唱《重头再来》的情景，也出现了很多“卷土重来”或“易地再干”的情形。